中国辽、金两个王朝先后统治地区内的绘画创作活动。

    辽代绘画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契丹国，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至1125年金灭辽止，辽王朝统治北中国209年。在辽的统治区内,各民族人民创造了以汉族文化为核心并带有不同民族和地区特点的文化艺术，在契丹族内也涌现出一批富有成就的画家。契丹贵族中受汉文化影响，精通诗文书画的，也不乏其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就是一个卓有成就的画家。他性好诗书，尤精绘事。他于后唐长兴二年(931)投奔后唐明宗,被赐名为李赞华。他善画契丹贵族生活及鞍马，颇负盛名。辽兴宗耶律宗真亦善丹青，曾以所画《千角鹿图》作为礼物赠送给宋仁宗。此外，辽代贵族耶律□履曾于辽兴宗重熙（1032～1055）年间及道宗清宁（1055～1064）年间2次使宋，写宋皇帝肖像携归。还有南院枢密使萧融，也以好画著名，摹唐代裴宽、边鸾绘画作品。凡有奉使入宋者，他常出重价购求绘画名迹，以备临摹学习。辽与宋在绘画上有着不断的密切交流活动。

    辽代传世的卷轴画不多，有些作品的可靠性还待进一步论定。传为胡□《卓歇图》、耶律倍（李赞华）《射骑图》、《人骑图》等，技巧皆甚为精湛。传为五代人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就其题材及画风来看，实为辽画中之精品。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的《采药图》造型质朴，笔墨虽简略，但颇为纯熟，人物造型犹存唐风，带有民间壁画风趣。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两幅绢画《深山会棋图》与《竹雀双兔图》，是新发现的辽画重要作品。前者画人物，其屋宇、服饰均为汉制,树石山峦画法属北方系统,研究者认为系辽代汉族画家描写汉族士大夫隐逸生活的创作。后者以对称的布置和富有装饰性的手法描绘动植物,风格独特,带有契丹族画师的若干特征。辽代寺庙壁画尚有少量遗存，1949年后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了一些辽墓壁画，为了解辽代绘画提供了宝贵资料。

    辽代绘画继承唐及五代传统，却又独具特色，多描写北方少数民族生活情状，以人物、鞍马居多。画花卉鸟兽带有浓郁的装饰味，技法有独到之处，唯山水画处于发展阶段，尚未臻成熟，远不及北宋绘画之隆盛。

    金代绘画1115年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建立金朝，金太宗继之灭掉辽及北宋，称雄北方，成为与南宋对峙的强大王朝。金朝在当时北中国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典章制度和汉族美术。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便将一些画工俘掳北去，使其在金朝地区内从事绘画活动，北宋宫廷藏画也有不少流散到北方。在汉文化影响下，金代绘画较之辽代更为隆盛,特别是金世宗大定(1161～1189)年间迄金章宗泰和(1190～1208)年间,绘画活动益趋活跃。金代宫廷讲求书画名迹的收藏，以所获北宋和内府藏画为基础，复从民间征集加以充实。金章宗善诗文书法，又爱好绘画，他在政府秘书监下设书画局，将藏画加以鉴定，又效宋徽宗书体在名作上题签钤印。金朝还在少府监下设图画署，“掌图画镂金匠”。文献中也记载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诏画功臣28人像于衍庆宫，则是仿效汉唐画功臣像的重要绘画活动。

    金代有关书画家和流传作品，没有完整的文献记载，但在金元人的诗文中，亦可窥见此时期的书画风气之盛。如金人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元好问《中州集》及《遗山文集》、胡□□《柴山大全集》、汤□《画鉴》、夏文彦《图绘宝鉴》等书中，对金代书画家任询、王庭筠父子、杨邦基、李早、武元直等人及其作品均有论述。遗存至今的作品如李山《风雪杉松图》，可见其受郭熙、王诜影响颇多。武元直《赤壁图》以全景山水表现赤壁壮美的景色,都与南宋马远、夏圭画风不同。王庭筠《幽竹枯槎图》，与北宋苏轼《枯木竹石图》一脉相通。张□《神龟图》在格法上与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亦有相通之处。赵霖《昭陵六骏图》反映了金代鞍马成就。张□《文姬归汉图》又可见金代人物画的风貌。现存山西朔县崇福寺、山西繁峙岩山寺等处的金代壁画，以及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几处金代墓室壁画，可以看出金代壁画也是相当繁荣的。金代绘画对元代绘画有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绘画史上,明代画风迭变,画派繁兴。在绘画的门类、题材方面，传统的人物画、山水画、花岛画盛行，文人墨戏画的梅、兰、竹及杂画等也相当发达。在艺术流派方面，涌现出众多以地区为中心、或以风格相区别的绘画派系。在师承方面，主要有师承南宋院体风格的宫廷绘画和浙派，以及发展文人画传统的吴门派和松江派、苏松派等两大派系。在画法方面，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勃兴,成就显著,人物画也出现了变形人物、墨骨敷彩肖像等独特的新面貌。另外，民间绘画，尤其是版画，至明末呈现繁盛局面。

    明代绘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3个阶段。

    早期绘画从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间。明代宫廷绘画与浙派盛行于画坛，形成了以继承和发扬南宋院体画风为主的时代风尚。

    明代宫廷绘画承袭宋制，但未设专门的画院机构。朝廷征召的许多画家,皆隶属于内府管理,多授以锦衣卫武职。画史称他们为画院画家，实际上是宫廷画家。洪武和永乐(1403～1424)两朝属初创时期，机构未臻完备，风格也多沿续元代旧貌。至宣德（1426～1435）、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浙江与福建两地继承南宋院体画风的画家，陆续应召入宫，遂使明代院画一时呈现出取法南宋院体画的面貌，宫廷绘画创作达到鼎盛时期。正德（1506～1521）以后，吴门派崛起，逐渐取而代之。明代宫廷绘画以山水、花鸟画为盛，人物画取材比较狭窄，以描绘帝后的肖像和行乐生活、皇室的文治武功、君王的礼贤下士为主。如商喜《明宣宗行乐图》、谢环《杏园雅集图》、倪端《聘庞图》、刘俊《雪夜访普图》等都是其例。山水画主要宗法南宋马远、夏圭，也兼学郭熙，著名画家有李在、王谔、朱端等人。李在仿郭熙几乎可以乱真，王谔被称为“明代马远”。花鸟画呈现多种面貌，代表画家有擅长工笔重彩的边景昭，承袭南宋院体传统，妍丽典雅而又富有生意。孙隆从北宋徐崇嗣脱胎而出，专攻没骨法。林良以水墨写意花鸟著称，笔墨洗练奔放，造型准确生动。吕纪工写结合，花鸟精丽，水石粗健，自成一派。明代宫廷绘画虽未取得像宋代院画那样划时代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开拓。

    浙派以戴进和吴伟为代表，活动于宣德至正德年间。因创始人戴进为浙江人，故有浙派之称。继起者吴伟为湖北江夏（今武汉）人，画史亦称他为江夏派，实属浙派支流。戴、吴二人都曾进过宫廷，画风亦源自南宋院体，故浙派与宫廷院画有密切的关系。戴进、吴伟作为职业画家，画艺精湛，技法全面，山水、人物都很擅长，山水画成就尤为突出。但二人风格又有所区别，戴进变南宋的浑厚沉郁，而为健拔劲锐之体，但仍不失谨严精微；吴伟以简括奔放、气势磅礴见胜。论者谓他“源出于文进（戴进），笔法更逸，重峦叠嶂，非其所长，片石一树，粗简者，在文进之上。”戴进、吴伟前后踵接，影响了一大批院内外画家。追随者有张路、蒋嵩、汪肇、李著、张乾等人。张路的山水画水墨淋漓，人物画则以挺秀、洒脱见长。蒋嵩善用焦墨，笔法简率。汪肇作品多动荡之势。李著学吴伟笔法，遂成江夏一派。浙派至后期，一味追求粗简草率，积习成弊，正德后遂见衰微。明代后期蓝瑛，有人称之为“浙派殿军”，从师承、画风看，实与浙派无涉。

明代早期，江南地区还有一批继承元代水墨画传统的文人画家，如徐贲、王绂、刘珏、杜琼、姚绶等人。徐贲山水承董源、巨然，笔法苍劲秀润。王绂喜用披麻兼折带皴作山水，繁复似王蒙，墨竹挺秀潇洒，被称为明代“开山手”。刘珏山水取景幽深，笔墨浓郁，近王蒙、吴镇。杜琼善水墨浅绛山水，多用干笔皴染。姚绶主要师法吴镇、王蒙，风格苍厚。他们的画风堪称吴门派先驱。

还有一些画家，虽未归宗立派，亦各有建树。如初宗马远、夏圭，后师法自然，以画《华山图》著名的王履；被称为院派，给唐寅、仇英以较大影响的周臣；擅长水墨写意人物和山水的郭诩、史忠；以白描人物著称的杜堇等人。

    中期绘画约自正德(1506～1522)前后至万历(1573～1620)年间苏州地区崛起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派，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的传统，波澜日壮，成为画坛主流。

    明代中期，作为纺织业中心的苏州，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富庶的大都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一时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文人名士经常雅集宴饮，诗文唱和，很多优游山林的文人士大夫也以画自娱，相互推重。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崇尚笔墨意趣和“士气”、“逸格”的元人绘画传统，其间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最负盛名，画史称为吴门四家。他们开创的画派，被称为吴门派或吴派。

    沈周和文徵明，是吴门派画风的主要代表。他们两人都淡于仕进，属于诗、书、画三绝的当地名士。他们都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传统，兼能几种画科，但主要以山水画见长，作品多描写江南风景和文人生活，抒写宁静幽雅的情怀，注重笔情墨趣，讲究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两人渊源、画趣相近，但也各有擅长和特点。沈周的山水以粗笔的水墨和浅绛画法为主，恬静平和中具苍润雄浑气概,花卉木石亦以水墨写意画法见长,其作品主要是以气势胜。文徵明以细笔山水居多，善用青绿重色，风格缜密秀雅，更多抒情意趣，兰竹也潇洒清润。唐寅和仇英有别于沈周、文徵明，代表了吴门派中另外的类型。唐寅由文人变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仇英为职业画家，在创作上则受文人画的一定影响，技法全面，功力精湛，题材和趣味较适应城市民众的要求。他们两人同师周臣，画法渊源于李唐、刘松年，又兼受沈周、文徵明和北宋、元人的影响，描绘物象精细真实，也重视意境的创造和笔墨的蕴藉，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唐寅的山水画多为水墨，有两种路数：①以李唐、刘松年为宗，风格雄峻刚健；②为细笔画，风格圆润雅秀。人物画则时工时写，工笔重彩仕女承唐宋传统，细劲秀丽，水墨淡彩人物学周臣，简劲放逸。仇英从临摹前人名迹处得益，精谨清雅，擅长着色，以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著称。

    吴门四家杰出的艺术成就，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从学者甚众。宗法沈周的有王纶、陈焕、陈铎、杜冀龙、谢时臣等人，王纶为沈周的入室弟子，陈焕较为粗重苍老，杜冀龙稍变沈周之法，谢时臣以气势纵横、境界宏伟见胜。追随文徵明的不下二、三十人，著名的有文嘉、文伯仁、陆治、钱□、陈淳、陆师道、周天球等。文嘉山水疏简,文伯仁缜密,陆治劲峭，钱□粗重，陈淳放笔写意，陆师道细笔勾染，周天球兼善兰石，诸家各具特色。吴门派诸家中陆治、陈淳、周之冕在花鸟画领域中尤有新创。陆治是文徵明的学生，花鸟画兼取徐熙、黄筌两派之长，创文人画的工笔花鸟新格，笔墨细秀，设色淡雅，有妍丽派之称。陈淳亦出文徵明门下，花鸟画受沈周影响，继承水墨写意技法，在造型的洗练、笔墨的放逸、情致的跌宕等方面有所发展，开启了徐渭的大写意画派，与徐渭并称。周之冕受吴门派影响，融汇陆治、陈淳两家之长，另创一兼工带写的小写意画法，被称为勾花点叶体。吴门派发展到明末，因循守旧，徒仿形貌，其地位被另辟蹊径、重倡文人画的董其昌及其流派所取代。

    后期绘画约自万历至崇祯(1628～1644)年间绘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徐渭进一步完善了花鸟画的大写意画法。陈洪绶、崔子忠、丁云鹏等开创了变形人物画法。以董其昌为代表的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形成了许多支派。

    徐渭是继陈淳以后，从根本上完成水墨写意花鸟画变革的一代大家，其画风有力地推进了后世写意花鸟画的发展,画史称为青藤画派。他的花鸟,吸取了宋元及沈周、林良、陈淳等水墨花鸟的长处，又有重大革新。在题材方面，他大胆突破客观物象形质的局限，赋予物象以强烈的个人情感，作品或缘物抒情，或借题发挥，一反吴门派文人画恬适闲雅的意趣，而直抒激荡不平的心情，产生撼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在艺术形式上，他擅长泼墨法，以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不拘成法，形象脱略形似，追求气韵，墨色滋润淋漓，奔放流动，充分发挥了生宣纸的晕渗效果。这种随意点染的画法，气势磅礴,纵横睥睨,恰当地表达了画家炽热激愤的情怀。徐渭的画风，对清代的朱耷、石涛、扬州八怪、海派乃至现代的齐白石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中后期的人物画，承浙派者流于粗陋简率，效唐寅、仇英者日趋柔弱靡丽。陈洪绶异军突起，一扫弊习。他糅合传统艺术和民间版画之长，在浙、吴两派之外，别树一帜。赋予所取题材以一定寓意，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人物形象夸张甚至变形，气势伟岸，格调高古，线条刚柔相济，富有装饰性和金石味；设色浓重，以俗为雅，他的画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子陈宇、弟子严湛、魏湘等直承其法，清代王树□、华□、罗聘等都融化他的画法，清末“四任”（任熊、任颐、任薰、任预）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传统。此外，陈洪绶也涉猎木刻插图,造诣尤高,对版画艺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崔子忠擅长白描人物，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丁云鹏善画道释人物,两人的画风虽与陈洪绶不同,但同样都反映了明末清初书画艺术上的一股“宁拙勿巧、宁丑勿媚”的时代风尚。

    明代肖像画在人物画中较为发达，民间画工中尤多写真能手，至明代后期更有发展，曾鲸为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代表画家。他的肖像画重墨骨，即在用淡线勾出轮廓五官后和以淡墨渲染出明暗凹凸后，再以色彩烘染数十层,必穷匠心而后止。这种画法较富立体感,可能已受到当时新传入的西洋画法的一定影响。学者甚众，遂形成波臣派，影响直至清代。

    明代后期山水画，继吴门派而起的代表画家是董其昌。他的艺术与吴门派有密切关系，为矫正吴门派末流之弊，他重倡文人画，强调摹古，注重笔墨，追求“士气”，并提出了南北宗论。由于他官至礼部尚书的显赫地位和在画坛上的声望，遂成为画坛盟主，他所创立的松江派遂取代了吴门派的统治地位。他提出的绘画理论，尤其是南北宗论,对明末清初的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时之间苏松地区形成了许多山水画支派。这些画派在观点、主旨、方法、意趣等方面，与董其昌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在模仿某家和笔墨运用上各有侧重。较著名的画家有莫是龙，与他共创南北宗论，陈继儒与他为至交，赵左亦常为其代笔，他们都是松江派主将；顾正谊创华亭派，董其昌早年曾受其启导，宋旭亦属华亭派巨子，沈士充受业于宋懋晋，兼师赵左，也为董其昌代笔，世称云间派。另外，受吴门派影响的晚期画家还有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弥、杨文□等人。程嘉燧的山水枯简疏放，李流芳爽朗清秀，卞文瑜细秀，邵弥简逸，杨文□兼具枯笔、秀润两种风貌。

    除苏松地区外，晚明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地区性的山水画派。如浙江钱塘的蓝瑛创武林派，安徽芜湖的萧云从创姑熟派，浙江嘉兴的项元汴、项圣谟创嘉兴派，江苏武进邹子麟、恽向创武进派等，这些派别大多影响不大。明末清初，虽然形成名目繁多，关系复杂的山水画派别，但大多受吴门派和董其昌影响，统属于文人画的系统。

    明代文人墨戏画也很发达。专门以墨竹著名的有宋克、王绂、夏□、鲁得之，以墨梅著名的有孙以吉、陈宪章，以墨兰著名的有周天球等。其中夏□的墨竹，被当时称为第一。

    民间绘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代的民间绘画比较活跃，尤其是木刻版画有较大发展。创作者主要是民间画工，但也有一些文人士大夫画家参与活动,如从事木刻的陈洪绶、萧云从等人,曾为适应版画的需要，而创作了不少画稿。

    民间创作的卷轴画，主要内容有风俗画、历史故事、神像画、水陆画及肖像画等，许多不知名的民间画工所绘制的肖像画，一直流传了下来。

    明代壁画创作不如前代兴旺，存世的主要是寺观壁画。较著名的有北京的法海寺壁画、山西新绛县稷益庙壁画等。法海寺创建于元代，明代重建，正殿北壁《帝释梵天图》为明代壁画中的精工之作。稷益庙初建于宋代，元代时重修，正殿东、西、南三壁均绘有明代壁画，题材内容以古代神话传说和社会生活为主，在寺庙壁画中是少见的。其他还有山西稷山青龙寺壁画、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明代流行的水陆画，现存者亦多。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壁画，富地方特色，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木刻年画至明代逐渐普遍，到明末已初步形成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南北两大创作基地，为清代年画的繁兴创造了条件。

    明代版画，在中国古代版画史上堪称鼎盛时期。戏曲、传奇、小说等文学作品插图的成就最突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许多作品如小说《忠义水浒全传》插图、戏曲《望江亭》插图等，讴歌英雄豪杰和自由婚姻,传达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个性鲜明,情感细腻,构图灵活，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陈洪绶的木刻《九歌》、《水浒叶子》、《博古叶子》、《西厢记》等，对版画的发展尤其产生深远影响。画谱的成就也很辉煌，胡正言完成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以及《萝轩变古笺》等，创造了□版水印、彩色套印的新技术，为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绘画著述明代的画论著述比前代丰富，不仅画史、画论众多，还出现丛书辑录，题跋、笔记也多成为专集。属于史传类的，有韩昂《图绘宝鉴续编》、朱谋□《画史会要》、姜绍书《无声诗史》等。属于论说类的,有王世贞《艺苑卮言》、董其昌《画旨》、《画眼》、《画禅室随笔》、莫是龙《画说》、屠隆《画笺》、唐志契《绘事微言》、顾凝远《画引》等。属于品评类的，有李开先的《中麓画品》、王□登的《吴郡丹青志》等。属于绘画丛辑的则有王世贞《画苑》、詹景凤《画苑补益》等。属于著录类的，有都穆《寓意编》、张丑《清河书画舫》、汪□玉《珊瑚网》、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等。另外，还有王履、沈周、文徵明、唐寅、李日华、陈洪绶等人的诗文、题跋、笔记中有关画论的部分，其中颇多精辟的见解。

    中国从秦朝建立经西汉，至东汉灭亡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在战国绘画发展的基础上，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巩固和上升，社会经济趋于繁荣和发展，而展现出新的面貌，更加重视绘画的政治功能和伦理教化作用。它将战国时期地域不同的绘画风格融合起来，形成雄厚博大、昂然向上的总的统一的时代风格。由于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战国时期在绘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从遗存物看）青铜器、漆器上的装饰性绘画，让位于纯绘画的宫殿壁画、地上建筑壁画、墓室壁画及与此相关的画像石、画像砖等。作为用于丧葬的丝织帛画继续流行，漆器上的绘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在对外交流中，不断吸收域外艺术的新因素。因此，秦汉绘画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及技法方面，均较战国绘画有了巨大的丰富、提高和拓展，呈现出一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繁荣景象，为以后绘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潮。

    绘画活动的空前高涨虽然文献中早有运用绘画装饰建筑的记载，其中也不乏关于战国壁画的描述（见战国绘画），但绘画的广泛应用于宫室屋宇和墓室，无疑是在秦汉时期。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秦每破诸侯，写放(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这些为了宣扬秦始皇统一大业及其拥有的无上权威，而建造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内部，绘制有许多壁画。1979年在咸阳宫殿遗址残壁上发现的车马人物画像，提供了关于秦代壁画的实物凭证。到了汉代，从宫室殿堂到贵族官僚的府邸、神庙、学堂及豪强地主的宅院，几乎无不以绘画进行装饰。“富者土木被文锦，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这既是汉代社会生活状况的如实写照，也是当时藻饰彩绘宫室屋宇的社会风习的反映。汉代皇宫中的壁画，仅见于记载的就有不少。文帝时未央宫前殿十分奢华，有“雕文五彩画”（见应劭《风俗通义》）。武帝时在甘泉宫内作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宣帝时又在麒麟阁墙壁上图绘功臣像。东汉明帝时，在南宫云台四壁上画中兴二十八将像。灵帝时亦曾于鸿都门学中图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西汉末年不仅宫殿都绘有壁画，贵族府邸内也有不少壁画。见于记载的有鲁恭王刘余灵光殿内图画,有天地、山神、海灵、古代帝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等形象；广川王刘去的殿门上也绘有短衣大绔长剑的荆轲像，以及另一广川王刘海阳的画屋中绘有“男女裸交接”的壁画等。一般官僚的府舍也都绘有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之类题材的壁画。两汉州郡也利用壁画图绘地方官吏事迹，并“注其清浊进退”以示劝戒,还利用壁画来表彰属吏和进行政治宣传。在对反抗者进行镇压之时,统治者甚至运用壁画作为手段。据《后汉书?刘□传》记载,王莽在悬赏缉拿刘□期间,就曾下令“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刘□,字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当然，利用壁画伸张正义的事例也曾见于史籍记载。东汉时延笃遭受党锢之祸而死，他的乡里人士便将他的形象画在屈原庙内,以示景仰（《后汉书?延笃传》）。

    汉代绘画不仅大量施于宫室屋宇，亦大量施于陵寝墓室、享堂石阙。汉代习俗事死如生,以厚葬为德,薄殓为鄙,而且借孝悌的声誉,还可以博取功名。这就是使得装饰坟墓，为死者表彰功德的绘画活动（包括绘制被认为能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帛画“非衣”），其规模和数量都达到了空前高涨的程度。东汉赵岐甚至在活着的时候，就为自己的坟墓准备壁画，“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后汉书?赵岐传》）。与此可相印证的是迄今已出土的许多汉代墓室壁画、帛画以及大量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等现存绘画实物。汉代杂技画像砖

    除壁画外,在宫殿的屏风上,贵族官僚的车马、舆服、器用上都可见到精美的绘画。汉代还出现一些可以移动观赏的绘画。这些作于木板或绢帛上的绘画被用来赠送，甚至可以买卖，当是后来广为流行的卷轴画之滥觞。据记载，汉武帝晚年曾召黄门画者画周公辅成王故事以赐霍光,东汉光武帝在宴见臣下时,被身旁屏风上图画的烈女像所吸引而“数顾视之”，梁皇后“常以烈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西京杂记》上所载羊胜（西汉时人）所作的《屏风赋》，这样描述屏风的装饰：“饰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烈，□□昂昂。”可见即使是“古烈”题材，于政治教化作用之外，通过艺术加工，也含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与绘画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对绘画作品的大量需求相适应，秦汉时期以绘画为专门职业的画工日益增多。被罗致到宫廷的专门画家被称为“黄门画者”或“尚方画工”。知名者，西汉时有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东汉时有刘旦、杨鲁等。据《西京杂记》所传，毛延寿“写人，好丑老少，必得其真”；阳望和樊育两人都“善布色”。与商周时期从事绘画的奴隶工匠相比，这些在宫廷中执役的画工不仅专业化程度更高，也有较多的发展各自特长的可能，这无疑会给绘画的广阔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据文献记载，上层社会中的一些文人士大夫（如张衡、蔡邕、刘褒等）也开始染指绘画，这意味着绘画日益受到重视和绘画者社会地位的提高。

    绘画的政治教化性质从绘画的观念内容与绘画的社会功能角度考察，秦汉绘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直言不讳地为处于上升阶段的封建制社会的政治教化服务。综观汉代绘画的题材,大致可分为3类:①包括车骑出行、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田猎农事、胡汉战争以及城郭、衙署、庄园、楼阁、仓库等现实内容的社会生活题材；②古圣先贤，如黄帝、颛顼、尧、舜、禹、文王、武王、孔子、老子、柳下惠等，以及表现儒家忠孝节义观念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如周公辅成王、丁兰侍木人、老莱子娱亲、董永孝亲、梁节姑姊、齐义继母、秋胡戏妻、聂政刺侠累、豫让刺赵襄子、荆轲刺秦王、二桃杀三士等;③神仙灵异、祥瑞珍奇,如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日、月、星宿、雨师风伯、飞仙羽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比翼鸟、连理枝等。东汉王延寿在其《鲁灵光殿赋》中对上述题材及其意义有十分清楚明白的阐述：“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上纪开辟,邃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麟身,女娲蛇躯……黄帝唐虞……下及三后，□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绘画题材尽管包罗万象,有天上、地下和人间,有时间上的回顾和空间上的展开,但从观念形态来说,目的只在劝善戒恶，宣传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古圣先贤、忠臣义士、孝子烈女无一例外都是作为世人的楷模来加以表现的。神话传说、迷信怪异中的形象，则既体现着汉代社会“天人感应”的宗教意识、宇宙观念，也渗透着统治者敬天法祖、神道设教的意图。秦汉时期统治阶级清醒地认识到绘画的这种功利性质，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宣帝时在麒麟阁画功臣，明帝时在云台画名将，显然都是意在鼓励臣下效法功臣名将尽忠皇室。这种宣传往往收到明显效果，王充《论衡》说：“宣帝之时，图画汉列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到东汉后期于中央庙堂“图像立赞”表彰功臣名士的方法，被更为广泛地运用。灵帝时高彪迁内黄令，灵帝“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为了表彰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人，灵帝还“诏□中尚书为松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劝学者。”在东汉时期,不仅用绘画表彰官吏，而且也用绘画表彰孝子孝女。如东汉孝子陈纪就被“图像百城，以励风俗”，孝女叔先雄也受到郡县“立碑，图像其形”的荣誉。实际上汉代墓室壁画中普遍流行的车骑出行、歌舞、百戏、宴饮等生活排场的表现，除了炫耀统治者之声威显赫外，其用意也在训诫子孙光宗耀祖博取功名。统治阶级直接利用绘画为政治服务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绘画的社会功能,起到了刺激绘画发展的作用。

    重要的绘画遗存秦汉绘画有较战国绘画远为丰富的实物遗存。这些珍贵的秦汉绘画实物资料绝大部分出自已经出土的地下墓葬，包括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帛画、木板画、漆画等许多品种，内容丰富浩繁，风格样式多姿多采，艺术手法自由大胆，想像力更是无拘无束。它们洋溢着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生动地展现出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期乐观、开朗、自信的生活面貌和大气磅礴、积极进取的精神气概。秦代宫殿壁画残片

    秦都咸阳1号及3号宫殿遗址出土的壁画残片，是迄今已发现的秦汉绘画中仅有的宫殿壁画遗存。内容包括装饰图案、车马出行、人物仪仗、台榭建筑及麦穗、竹、梅等。从车马出行残片可看出有七套四马一车的车马,衬景为道路和树木，是当时贵族游猎生活的形象反映。从人物仪仗残片可看出有头戴面具身着不同颜色长袍者11人，据推测这可能是描绘宫中打鬼仪式的《傩仪图》。440多块装饰图案残片，系用黑、赭、黄、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多种颜色画出，图案五彩缤纷，风格雄健。这批壁画残片虽只是当时秦宫大幅壁画的支离破碎的局部，但却可由此推见秦代宫室壁画的规模、水平及其取材的广阔。

    西汉墓室壁画遗迹主要有洛阳出土的卜千秋墓壁画、61号墓、金谷园墓以及八里台墓室壁画等处。卜千秋墓壁画以粗放的线条勾勒描绘出人身蛇尾的伏羲、女娲,分别乘腾蛇与三头鸟闭目飞升的男女墓主人，生动活跃的青龙、白虎，展翅飞翔的朱雀，内有蟾蜍与桂树的满月，飞着金乌的太阳,打鬼的方相氏,人首鸟身的王子乔，以及方士、仙女、仙兔、奔犬等众多异常生动的形象，还有流动的云彩穿插连贯其中。线描的流畅洒脱和富于粗细变化,使得画中的各种形象生气盎然,画面充满动荡活跃的气氛，显示出一个墓主人死后升仙的浪漫境界。洛阳61号汉墓中除有辟邪升天的内容外，还有两幅较完整的可能是取材于历史故事“鸿门宴”和“二桃杀三士”的图画。画中人物造型夸张、神态生动，其粗犷率意的风格代表西汉墓室壁画的特征。金谷园汉墓壁画内容为日、月、星宿、灵怪、祥瑞等,其中亦有乘龙升天的形象,手法与卜千秋墓壁画相同。八里台墓室壁画中的《上林虎圈斗兽图》现存波士顿博物馆，为西汉晚期作品。

    东汉墓室壁画遗存主要有辽宁营城子、北园、棒台子屯,河北望都、安平,河南密县打虎亭，山东梁山，内蒙古和林格尔、托克托，山西平陆枣园村等处汉墓中的壁画。在东汉墓室壁画中，表现墓主身份及经历的车骑出行、乐舞、百戏、属吏、官署、幕府、庄园等现实生活内容逐渐成为主要题材，而神话与迷信内容则相应减少。绘画技法更趋成熟多样，对人物的身份、性格刻画明显受到重视,因而壁画中的人物大多生动传神,这标志着人物画发展的新水平，也是三国两晋至隋、唐时期中国人物画大发展的前奏。望都1号墓室壁画画死者生前僚属如主簿、功曹、游徼、寺门卒等，其中表现主簿的悠闲自在、小吏的谦卑恭谨、辟车伍佰勇猛威武，皆跃然壁上。手法以墨线勾勒为主，兼施渲染以表现明暗体积，色彩不多,但用笔肯定,画风严整而有气势，确能代表本期人物画的成就。辽宁辽阳北园墓室壁画主要描绘墓主生前的生活情景，有燕居宴饮图、属吏图、楼阁图、乐舞百戏图等。作者具有较高的写实技巧，亦十分重视人物性格刻画。构图颇具匠心，全墓壁画有完整的整体布局,各部分又能独立成幅,有多样统一、谐和而富于变化的艺术效果。在描绘手法上，勾勒、平涂、晕染等方法灵活使用,还采用了近于后世的没骨法的画法,色彩较为丰富复杂，并着意于表现对象之凹凸感。从马的飞奔姿态也可以看出作者已不满足于装饰性的描绘，而致力于追求表现所画对象的瞬间动态。东汉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容最为丰富,描绘了墓主人由“举孝廉”至“使持节护乌桓校尉”时止的全部仕宦经历。画面上有繁阳、宁城、离石、武城等府县城市，有官署、幕府、坞壁、庄园、门阙、楼阁等各种建筑，有出行、仪仗、饮宴、迎宾、百戏、庖厨等生活画面，也有农耕、放牧、蚕桑、渔猎等劳动场景。还有古圣先贤、烈士豪杰、神话传说、珍禽异兽等西汉以来的传统壁画内容。该墓壁画场面壮阔,人物众多,全面生动地展现了当时边塞地区的社会风貌。整体风格率意洒脱，线条圆润流转，渲染赋彩技巧熟练，人物的身份、姿态、神情的刻画生动入微。车马出行与放牧图中马的造型简练概括尤富意趣。

    画像石是东汉时期重要的美术作品。虽系用雕刻的方法制成,实为以刀代笔施于石材平面上的绘画,因此称石刻画。其题材内容与墓室壁画大致相同。画像石作为建筑构件，不仅用于地下墓室，也用于地面享堂和石阙。东汉画像石有丰富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四川、陕北等地区，江苏、陕西、山西、安徽、河北、湖北等省也均有发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山东孝堂山画像石、嘉祥武氏祠画像石、沂南画像石墓、安邱画像石墓等,河南南阳画像石及密县打虎亭1号汉墓画像石。四川画像石以刻在石阙上的最为精美，著名的有渠县沈君阙、雅安高颐阙等。孝堂山画像石为时间较早的东汉画像石遗存，内容有神话、历史故事、现实生活,其中,以车马出行、歌舞、百戏、战争、庖厨等现实生活的描绘最为精采，手法为阴刻线描，较为单纯质朴。嘉祥武氏祠包括武梁、武荣、武班等石室及两个石阙，计存画像40余石，在东汉画像石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汉代画像石之典型代表。其内容较孝堂山更为丰富，以历史故事及历史人物为多，并有榜文及赞语。雕刻手法为在凸起的类似剪影的平面形象上，以阴刻线纹刻画细部。武氏祠画像石构图茂密，人物形体及姿态动作高度夸张；历史故事题材往往抓住戏剧性的冲突场面来加以表现，古拙粗犷而富于激情，充满力量感及运动感，确有深沉雄大的气魄。沂南画像石时间较晚，因而技法更为细致成熟，阴刻的线条流畅奔放，乐舞、百戏、祭祀、丰收等人物众多的大场面，既杂然纷呈又井然有序，也有一种整体性的气势感,但布局处理上却较武氏祠画像石活泼自由,更带绘画意味。

    汉代“维盖轺车”画像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帛画“非衣”,内容丰富，色彩绚烂，帛画以左右对称、上下连贯的格局分三段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的景象。众多的人物、禽兽、器物被安排得有条不紊，疏密繁简错落有致。奇诞夸张的造型中体现出严谨细腻的写实技巧。线条流畅挺拔,刚健质朴,设色以平涂为主,技法纯熟,使用的矿物质颜料至今仍十分鲜艳。这幅帛画是本期绘画中的杰出作品之一，它全面而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绘画在汉代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同类的帛画也见于马王堆3号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墓。马王堆3号墓帛画除“非衣”外，尚有悬挂于棺房的大幅帛画，保存较好的一幅长2.12米，宽0.94米,绘车马仪仗,有官吏、兵卒、骑士等数百人，马数百匹,车数十辆,场面宏大。金雀山9号墓所出帛画,内容多为进食、歌舞、纺绩、问医、角抵等现实生活场景（见金雀山汉墓帛画）。

    木板画遗存有江苏扬州邗江胡场汉墓所出的两幅人物画。漆画以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及砂子塘汉墓出土的彩绘漆棺最为精美，堪称代表。马王堆汉墓漆棺于满布的云气纹中用白、红、黑、黄等色画出各种怪兽、仙人,色彩斑斓,色调变化丰富微妙。画面氛围神秘，境界奇特，气度潇洒豪放，显示出汉代漆画在战国漆画基础上所取得的极大进步。

    成就和影响秦汉绘画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题材和领域，发展了中国绘画描绘现实生活及刻画人物性格的能力，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通过对战国绘画的综合与对外来文化因素的吸收，秦汉绘画为形成中国绘画的民族性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秦汉绘画具有空前规模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中国传统绘画中以传神论为美学核心、以顾恺之为代表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绘画才得以发展起来，而灿烂的外来佛教绘画艺术也才得以找到它可能生根开花的丰厚土壤。

    中国清代绘画，在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下，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卷轴画延续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风靡,山水画勃兴，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文人画呈现出崇古和创新两种趋向。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宫廷绘画在康熙、乾隆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呈现出迥异前代院体的新风貌。民间绘画以年画和版画的成就最为突出，呈现空前繁盛的局面。清代绘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相联系，亦可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

    早期绘画约自顺治至康熙初年。这一时期，文人山水画兴盛，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承续明末董其昌衣钵的四王画派,以摹古为宗旨,受到皇室的重视，居画坛正统地位。活动于江南地区的一批明代遗民画家,寄情山水,借画抒怀，艺术上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以金陵八家、“四僧”、新安派为代表。

    四王画派主要指王时敏、王鉴、王?、王原祁4人，有时亦加上吴历、恽寿平，合称“四王吴恽”或“清初六家”。他们大都奉董其昌的艺术主张为金科玉律，致力于摹古,推崇元四家,强调笔墨技法，追求蕴藉平和的意趣。由于“四王”社会地位显赫,交游广、门生多,在士大夫中影响大，其艺术旨趣又受到统法者赞赏，因此，被视为画坛正统派，影响所及，直至近现代。他们在以临古为主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较深厚的笔墨功夫，在笔墨、构图、气韵、意境等方面，也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尤其是发展了干笔渴墨层层积染的技法,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然而，他们忽视师法自然，回避现实生活,缺乏具体感受,致使作品大多单调、空洞，缺少生气和新意，阻碍了他们取得更高成就。“四王”之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更重笔墨,主要宗法黄公望。王原祁被称为娄东派首领。王?尚能体察自然，并兼容各家技法,面貌比较多样,后世称其为虞山派首领。四王画派至清代中期,影响遍及朝野,宗娄东派的有黄鼎、唐岱、董邦达、方士庶、张宗苍、钱维城等人。属虞山派的有杨晋、李世倬、宋骏业、唐俊、蔡远、顾□等人。此外，还有“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后四王”（王三锡、王廷周、王廷元、王鸣韶）等。明末清初,聚集于江南地区的一批遗民画家,呈现出与正统派相左的艺术追求。南京的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首，包括樊圻、高岑、邹□、吴宏、叶欣、谢荪、胡□，他们遁迹山林，洁身自好，重视师法自然，主要描写南京一带风光，揭示山川之美，抒发真切感受，广泛学习前人之长，以扎实的功力,力求突破成规，创立新意,风格虽各有不同，但均具有清新怡人的意趣。同时，称誉南京的还有陈卓、王概、柳□、张风等人。

    “四僧”是指石涛、朱耷、石溪、弘仁4人。前两人是明宗室后裔，后两人是明代遗民,4人均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借画抒写身世之感和抑郁之气，寄托对故国山川的炽热之情。艺术上主张“借古开今”，反对陈陈相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独抒性灵。他们冲破当时画坛摹古的樊篱，标新立异，创造出奇肆豪放、磊落昂扬、不守绳墨、独具风采的画风,振兴了当时画坛,也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其中石涛、朱耷成就最为显著。石涛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郁勃新奇，构图大胆新颖，笔墨纵肆多变,格调昂扬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朱耷以花鸟画著称，继承陈淳、徐渭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法。作品往往缘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和国亡家破之痛。笔墨洗练雄肆,构图简约空灵,景象奇险，格调冷隽，达到了笔简意赅的艺术境地。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重大。石溪的山水从黄公望、王蒙变化而出，以真景为粉本，描绘重山复水,繁密而不迫塞，用渴笔秃毫层层皴染,厚重而不板滞,具有雄伟壮阔,苍茫浑厚的气势。与石涛并称“二石”、与程正揆(号青□道人)并称“二溪”。渐江的山水取法倪瓒，多绘名山大川，尤善写黄山真景，构图简洁，丘壑奇倔，干笔渴墨劲峭整饬，境界荒寂，富有清新静穆之致，真实地表现了名山之质。他与石涛、梅清有黄山派之称，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合称海阳四家，形成了新安派。

    清初至康熙(1662～1722)年间，还有一些画派、画家各擅其能。恽寿平的没骨花卉画,以极似求不似,风格清新淡雅,影响广泛,被称为常州派或南田派。袁江的界画结构精微，气势雄伟，为清代界画名家，其侄袁耀承其画风，有袁氏画派之称。其他地方性流派还有罗牧的江西派、蓝孟、蓝深的武林派等。另外还有禹之鼎、王树□、谢彬、上官周等人，善画人物、肖像。周□、张穆善画龙、马，傅山、普荷、法若真、黄向坚等善画山水，均负有时名。

    中期绘画康、雍、乾年间，是清代社会安定繁荣时期，绘画上也呈现隆兴景象，北京、扬州成为绘画两大中心。京城的宫廷绘画活跃一时，内容、形式都比较丰富多采。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地区，崛起了扬州八怪，形成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

    清代宫廷绘画,在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间,随着全国统一,政权巩固,皇室除了罗致一些专业画手供奉内廷外，还以变相的形式笼络一些文人画家为其服务。宫内除了设立如意馆等机构以安置御用画家外,还用入值“南书房”的形式,以延纳学士、朝官身份的画家。有不少的学士、朝官，实际上已经成为宫廷画家，他们经常画些奉旨或进献之作。这些作品大多署有“臣”字款，统称为宫廷绘画（见清代宫廷绘画）。其内容主要有：描绘帝后、大臣、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的人物肖像画，表现帝后生活的宫廷生活画，记录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纪实画，供装饰、观赏用的山水、花鸟画等。风格面貌比较多样。人物画有传统的工笔重彩和白描画法，还有吸收西法比较写实的画法；花鸟画有宗法黄筌的工笔写生和恽寿平的没骨法；山水画则多属“四王”派系，唯大写意画法则未在宫内传布。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人物画家有焦秉贞、冷枚、崔□、金廷标、丁观鹏、姚文瀚等。山水画家有唐岱、徐扬、张宗苍、方琮等。花鸟画家有蒋廷锡、邹一桂等。还有一批供奉内廷的外国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他们带入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创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还培养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清代宫廷绘画自嘉庆(1796～1820)以后，日趋衰微，已无可以称道的画家。

    清代中期，南方商业城市扬州,富商聚集,人文荟萃，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都会。各地画家亦纷至沓来，卖画献艺，扬州八怪就是其间最著名的一批画家。“八怪”并不限于8个人,而是代表了艺术个性鲜明、风格怪异的一批画家。他们接过石涛、朱耷的旗帜,重视生活感受,强调抒发性灵，作品多写梅、兰、竹、石，善用泼墨写意，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在画坛上独树一帜，富有新意。主要画家有金农、黄慎、汪士慎、李髯、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以及华?、高凤翰、边寿民、闵贞、陈撰等人。这些画家多有相近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或宦途失意、被贬遭黜，或功名不就、一生布衣；或出身贫寒、卖画为生，他们对腐败的官场、炎凉的世态、民间的疾苦都有切身的体会，其性格、行径也比较独特，或迂怪、或狂放、或高傲、或孤僻,寄情于画,遂形成艺术上的“怪”。他们多取梅、兰、竹、菊和山石、野花、蔬果为题材，以寓意手法比拟清高的人品、孤傲的性格、野逸的志趣，使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和激荡难平的情愫。艺术形式上继承陈淳、徐渭、石涛、朱耷的水墨写意传统，不拘成法,泼辣奔放,自由挥洒，进一步发展了破笔泼墨技法，形成个性鲜明、神韵独具的风格。“八怪”之中,金农的水墨梅、竹、人物、山水,郑燮的兰、竹，汪士慎和李方膺的墨梅，李髯的写意花卉，黄慎和罗聘的人物，华?的小写意花鸟等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此一时期扬名画坛的还有镇江地区的张□、顾鹤庆创立的丹徒派（亦称京江派、镇江派），高其佩自成一家的指头画派,擅长肖像的丁皋,以花鸟、竹石见称的沈铨、诸□、张锡宁、张□等，兼长金石学的山水画家黄易、奚冈、赵之琛等。

    晚期绘画自嘉、道至清末，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衰亡，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绘画领域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视为正宗的文人画流派和皇室扶植的宫廷画日渐衰微，而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广州，这时已成为新的绘画要地，出现了海派和岭南画派。

    上海自近百年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文人、画家纷纷聚集此地。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需要，绘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形成了新的风尚，被称为海派。其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赵之谦和吴昌硕作为文人画家，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有重大发展，他们继承了前人传统，并将书法、篆刻等艺术表现形式融于绘画，以遒劲酣畅的笔力、淋漓浓郁的墨气、鲜艳强烈的色彩以及书法金石的布局，创造出气魄宏大、豪迈不羁的绘画艺术形象，兼之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为文人画开拓了新的天地。任熊、任颐是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与任薰、任预合称“四任”，他们在人物、肖像和小写意花鸟画方面成就突出。作品取材广泛，立意新颖，构思巧妙，笔墨灵活，以清新明快、雅俗共赏的格调，博得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其中任颐技巧全面，变化丰富，在海派中最负盛名。虚谷以画花鸟草虫著称，善用枯笔秃锋，干墨淡彩，线条多战掣，风格清逸冷隽，独具一格。他们的绘画对近现代影响甚大。

    广东的岭南画派,形成时间较晚,晚清居巢、居廉兄弟开其先声，民国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创立新派。他们汲取素描、水彩画法所形成的中西结合画风，为中国画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民间绘画以乾隆、嘉庆年间最为发达，尤其在工商业经济繁荣的小城镇比较活跃。民间画工还组织了各种行会。主要有壁画、版画、年画等画种。壁画不如前代发达,各地寺庙、道观、宗祠、会馆留存遗迹不少,但足以代表时代水平者不多。民间画像较明代有所提高，在写实技法、表现形式等方面均有进一步发展。存世作品也相当多。版画创作在康、乾时期曾兴盛一时，由官家主持的“殿版”版画，出现了许多宏帙钜制，多由著名画家起稿。典型代表作有焦秉贞的《耕织图》、郎世宁等外国画家绘制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王□主绘的《南巡盛典图》以及《皇清职贡图》等。民间版画也很繁荣，由名画家绘图的木刻画像、画谱，计有数十种之多，著名的有刘源《凌烟阁功臣图像》、上官周《晚笑堂画传》、王概《芥子园画传》、任熊《剑侠传》、《于越先贤像传》、《高士传》和《列仙酒牌》等。同时,在小说、戏曲等书籍的木刻插图中也有不少精品。

    清代木版年画最为兴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制作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镇乡村，并形成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绵竹、佛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画。天津的杨柳青是北方的年画中心,初创于明代中期,盛行于清代早、中期，主要继承北宋雕版印刷、宋元明绘画和清代画院的传统。多绘喜庆吉祥题材,内容通俗,画面耐看,构图饱满,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富有装饰性。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属于杨柳青年画系统,注重原色,对比鲜明,风格淳朴,更适合广大农村需要。江苏苏州桃花坞是南方年画中心，产生于明末清初，清初至太平天国时期一直保持繁盛。作品在描绘传统的喜庆吉祥题材的同时，还表现繁华的都市风貌。风格既有仿古的传统面貌，也有讲究透视、明暗的仿西洋画法。四川绵竹年画，始创于明末清初，盛行于光绪(1870～1908)年间，造型质朴、色彩艳丽。广东佛山年画始于明永乐（1404～1424）年间，盛于清乾隆至抗日战争期间,多绘门画,销行于华南、南洋等地。另外,太平天国政权也重视绘画的创作,在江南的一些地区留有多处壁画遗迹，包括山水、花鸟、人物，著名者有《防江望楼图》等。在年画方面则有《燕子矶》等作品传世。

    绘画论著清代绘画史论著述的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有数百种之多,具有重要价值的也不下20～30种。谈论画理、画法的理论著作，多论述元代以来的文人画,并侧重于山水画,探讨其历史发展及艺术特点。专论画法的许多著作,往往图文并茂,以图谱形式出现。最重要的画论有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运用道家和禅学的哲理语言，较系统地论述了绘画创作的原理，有许多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方薰的《山静居论画》、笪重光的《画筌》、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秦祖永的《桐阴论画》等,亦为谈论画理方面的名著。主要讲述画法的有王概的《芥子园画传》和后续3集所附的《画学浅说》等,以及论及山水、梅兰竹菊、草虫花鸟、人物各科的画法。丁皋的《写真秘诀》，专谈肖像技法。邹一桂《小山画谱》，为最早的花卉画法专著。高秉《指头画说》，专论指头画。蒋松《写竹杂记》论述画竹。其他许多画跋、画诀、品评、杂论等著作中，也有涉及画论的内容。

    画史要籍，体例多样,既有通史、断代史,也有专史、地方史；既有按时代排列的画家传记，也有按姓氏序列、类似人名辞典的画家传。

    断代画史方面，为明代画家作传的有姜绍书《无声诗史》、徐沁《明画录》等。专为清代画家作传的有张庚《国朝画征录》，收录清初至乾隆中叶画家450余人；冯金伯《国朝画识》和《墨香居画识》，收录清初至嘉庆时画家1800余人;蒋宝龄《墨林今话》,接《墨香居画识》收录乾、嘉、道、咸四朝画家1286人；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又续《墨林今话》收录咸、同、光三朝画家330多人，为清代断代史的终篇。

    专史著述，按地域论述的有鱼翼《海虞画苑略》和邵松年《虞山画志补编》，专录常熟地区历代画家；汪□《扬州画苑录》,专记扬州地区清代画家;程庭鹭《练山画征录》，专辑上海嘉定地区画家；陶元藻《越画见闻》,专采绍兴地区历代画家；周亮工《读画录》,载明末清初作者得与交游的画家。还有按类著述的，如胡敬《国朝院画录》，专记清代宫廷画家；汤漱玉《玉台画史》,专辑历代妇女画家；李放《八旗画录》,专辑满族画家；童翼驹《墨梅人名录》，专述历代画梅名家。按画家姓氏笔画序列的画传，以彭蕴璨的《画史汇传》最著名，亦开创了画家人名辞典之先例。

    清代许多绘画论著与书法论著合一，同时还出现了综合性的丛辑，《佩文斋书画谱》是最重要的宏篇巨著，共100卷,引用书籍1844种,资料完备，体例精密,为书画史论集大成之作。

    清代著录书籍十分丰富。内府藏品的著录书比较系统齐全，乾、嘉年间奉□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续三编，几乎将内府收藏辑录无遗。一些编纂者还根椐自己的笔记整理成著作。如阮元《石渠随笔》、胡敬《西清札记》等。私人收藏、鉴赏家所编撰著录之书也很普遍，著名的有安岐《墨缘汇观》、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顾复《平生壮观》、吴□《大观录》等。同时也出现了汇编的丛辑，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堪称集历代著录书之大成。

    中国从三国鼎峙开始至隋王朝建国为止的绘画艺术。这一时期,上起三国曹魏,中历西晋、东晋、十六国，下迄南北朝至隋统一,历时369年。此间的绘画，在整个中国绘画发展历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大部时间陷于战乱，国土长期分裂，朝代频繁更迭，世族地主的统治极端腐朽，生产力不断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人民生活陷于深重苦难之中，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但另一方面，儒家名教失去它原有的维系人心的力量，玄学思想风靡一时，外来的佛教在中国土地上获得广泛传播和狂热信仰，因此又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思想活跃的时代。处在纷争不息、动荡不安的社会之中的士人阶层，不论他们出身于世族或寒门，由于普遍对现实世界感到绝望，而竞相崇尚放达，追求享乐。他们寻求各种精神寄托，或则清谈玄学，或则寄情山水,或则企慕神仙,或则恣意声色。还有一部分人则喜欢染指于艺术的创作、鉴赏和品评等活动。多种多样的精神享乐，无拘无束的个性发展，无疑会给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空前发展造成有利条件。

    绘画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这一时期绘画的主流，仍沿着两汉时期强调绘画的“鉴戒”作用，三国时曹植认为:“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历代名画记》）；何晏说:“图像古昔,以当箴规”（《景福殿赋》）。齐梁时谢赫主张“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画品》）。这些关于绘画社会功能的论断，与东汉时“图像之设，以昭劝戒”，“图像百城，以励风俗”（均见《后汉书》）的主张完全一脉相承。当时的壁画和卷轴画，以古圣先贤、忠臣烈女为题材者不胜枚举。例如三国时魏国的几处宫殿之内，或则画“历象贤圣”的壁画(《魏都赋》)，或则画姜后、孟母、樊姬、钟离春、班婕妤等列女故事的壁画（《景福殿赋》）。两晋及南北朝时，西凉李□于敦煌靖恭堂画“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晋书》)；北魏太和(477～499)年间于平城皇信堂画“古圣、忠臣、烈士之容”（《水经注》）。此外像《列女图》、《孝经图》、《孔子十弟子图》之类，一直是当时极其流行的题材。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佛教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得到了一批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的作用,佛教为充分发挥它那“为形象以教人”的作用，便不遗余力地借助绘画直观具体的感人形象，以作为它有力的宣传手段。这一时期大规模出现的佛教寺塔、石窟壁画和为数更多的佛教行像、卷轴画，其所画佛、菩萨像以及佛传图、佛本生故事图之类，莫不是为了宣扬佛陀的普渡众生、佛法无边广大。通过图画形象，使人们相信佛教教义，以期最终达到有如南朝宋文帝所说的“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指佛教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的目的。道教绘画虽不如佛教绘画兴盛，但其地位也不容忽视。从姚最《续画品》有“画有六法，真仙(即道像)为难”之说，和这一时期道教题材的绘画作品有卫协《神仙画》、史敬文《黄帝升仙图》、谢赫《安期先生图》、梁元帝萧绎《芙蓉湖醮鼎图》之类作品来看，可知当时道像画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

    随着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对精神生活愈来愈高的追求和各个文化种类之间的互相影响，绘画题材种类在原有的基础上日益扩大，并开始向分科发展。人物画方面,出现了后人所谓的“晋尚故实”的情况。故实画,除了描写“鉴戒”作用的两汉以来的传统题材外，还有的取材于文学作品，如卫协画《诗?北风图》，顾恺之画《木雁图》、《洛神赋图》,史道硕画《酒德颂图》,戴逵画《南都赋图》等。肖像画在这一时期已很发达，重要画家莫不以擅长肖像画而名噪当时。如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就特别注重揭示对象的精神意向和表现对象的特定性格，肖像画中注重描写人物的品格风度，无疑是与当时盛行的品藻人物的风气相一致的。此外，作为齐梁时上流社会奢华侈靡的生活在绘画上的反映，也出现了谢赫“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和稽宝钧、聂松的“赋彩鲜丽，观者悦情”一类的新题材和新风格。北齐时萧放受后主高纬之命，采录“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北齐书?文苑传序》），显然与当时文学上流行香艳的宫体诗如出一辙。刘□的绘画以“妇人为最”，沈粲“专工罗绮”，都是时代风尚的产物。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南朝刘宋之际，与诗歌中的山水诗相互伴随，出现了以王微、宗炳为代表所创作的山水画。山水画不再仅仅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而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而且他们画山水是要借此寄托其“山水之好”，并作为一种“畅神”的手段，其后继者如梁代萧贲，也是抱着“学不为人，自娱而已”的态度，因此山水画一开始出现，便已显示出它具有不同于其他画科的特殊地位。在刘宋时一种专以蝉雀为题材的绘画也颇为流行，这显然是取义于中国古代“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的寓言，使中国花鸟画摆脱自古以博物多识为目的的《本草图》、《尔雅图》式的说明性，而被赋予某种寓意性。东晋顾恺之在《论画》中谈及“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可见依题材而区分画科，在东晋时实已初具雏形。此后南北朝时期有以善画鬼神著称者,有以善画马著称者,有以善画蝉雀著称者，绘画题材划分愈益趋向细致和画家技能的愈益变得各有专长，是这一时期绘画飞跃发展的明显标志之一。

    绘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手法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显著的发展。西晋时的卫协被谢赫评为“古画皆略，至（卫）协始精”，他是使绘画技巧空前提高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画家。东晋顾恺之继起，在解决绘画创作一系列技巧问题上，更是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将中国哲学上引人争论的形、神这一对范畴运用到绘画的理论和创作上，主张绘画要做到传神，要表现神气，使中国绘画从此出现了高层次的美学追求。构图、用笔、着色等绘画表现技法，也于这一时期被画家们不断加以丰富和改革。如顾骏之赋彩制形，皆创新意，毛惠远位置经略，尤难比俦，毛□善于布置，陆绥一点一拂，动笔皆奇，稽宝钧、聂松赋彩鲜丽，都是其例。特别是六法论的提出，不但为绘画批评，而且也为绘画创作总结出一整套的艺术性标准，足可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绘画的全面技巧已经被提到条理化的高度，为画家们所自觉掌握。尤其是用笔，被后人称为密体的顾恺之、陆探微所创造的“紧劲联绵，循环超忽”和“精利润媚”的一种笔致，与被后人称为疏体的张僧繇所创造的“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笔不周而意周”的另一种笔致，成为各极其趣的鲜明对比。北齐曹仲达画佛像，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贴体，被后人称之为“曹衣出水”，也于此时异军突起，对后世中国画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佛教美术的不断传入，对于来自印度、犍陀罗和中亚其他各国的外国绘画技法也曾加以不同程度的吸收。如张僧繇采用天竺遗法在建康乘寺门上画出有凹凸感的花朵，因而轰动一时，足以说明这一点；敦煌莫高窟所留下的大量北朝壁画,其吸收外来画法之处,至今犹令人们历历可考。在山水画方面，出于发挥山水画审美功能的需要，王微有针对性地强调山水画艺术必须严格地区别于图经，必须讲求“容势”，而不应与图绘那种“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的用途相混淆。宗炳为了更好地表现山水的“自然之势”，做到能使像□、阆、嵩、华那样高大的山形“可得之于一图”，“不以制小而累其大”，他将朴素的透视学原理应用于山水画法。

    著名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有可靠记载的知名画家相继出现，是从三国两晋时开始的。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存在着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使南方与北方绘画的发展很不平衡。从现存文献资料和画迹实物来看，无名的工匠之画，北方较之南方毫无逊色；有名的士人之画，则南方远比北方发达。这一时期有姓名、事迹、画艺记载可考的著名画家，多数都是南方画家。三国时吴国的曹不兴，以善画著称当时，与皇象的善书同列为吴国八绝之一。西晋时有着划时代意义的画家是卫协，其次则有张墨、荀勖。卫协与张墨当时曾被葛洪在《抱朴子》中并推为“画圣”。至东晋，出现了更为重要的画家顾恺之。谢安曾给予顾恺之的绘画以“有苍生以来所无”的高度评价。顾恺之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在道释画、故实画、肖像画等方面均有高度造诣，同时他也是中国最早的绘画理论批评家。戴逵的佛像画与他的佛像雕塑同样有名，在创造足以使中国信徒见之动心的佛像样式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东晋明帝司马绍，也是个善画佛像和故实题材的画家。

    南北朝时，南朝刘宋一代的画家，成就最高的是陆探微，画人物创造出秀骨清像的典范，对当时与后世的影响极大,可与顾恺之媲美,因此后世经常将“顾陆”相提并论。陆探微之子陆绥，也被当时称为画圣（庾元威《论书》）。袁倩、顾宝光等都是陆探微的最有成就的追随者。中国最早的山水画家宗炳、王微，也并时出现在刘宋一代。根据《画品》等书对他们二人的品评，大约二人的山水画在意趣上的造诣远比在技法工力上的造诣更值得肯定。此外,顾骏之始画蝉雀,顾景秀、刘胤祖也以善画蝉雀著称；吴□、张则在当时也颇有画名。南齐一代的著名画家，有善画妇人的刘□，善画马的毛惠远，善画鬼神的姚昙度，善画人马的蘧道愍，以及被称为“中兴（南齐年号）以后，象人莫及”的人物画家谢赫，以善肖像画及时妆仕女擅名于时，他的追随者有沈标。梁代成就最高的画家是张僧繇。他以“善图寺壁”著称，创造了号为“张家样”的佛像楷模，他的具有独创性的绘画风格技法给予了唐代阎立本、吴道子以极大影响。其子张善果以继承其父的画法而享有重名。梁元帝萧绎特别以善画外国和少数民族职贡的题材见称。此外，山水画家萧贲也值得论述。陈代画家有顾野王。北朝画家中，北魏时有兼长建筑、工艺、雕刻、绘画的蒋少游。北齐时有被当时人们号为画圣的杨子华，还有以善画“曹家样”佛像（梵像）著称的曹仲达。北周时有以善画柴车野服著称的田僧亮和以善画塞北风土著称的冯提伽。其他如郑法士、展子虔等皆是由北周入隋的画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石窟壁画、墓室壁画、砖画等遗迹这一时期大量附丽在寺塔上的著名壁画，如顾恺之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瓦官寺所画维摩诘像、张僧繇在江陵（今在湖北省）天皇寺所画卢舍那佛像和孔子十弟子像等，其画迹早已随同建筑物荡然无存。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有较为僻远之地的石窟壁画，如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4～6世纪壁画（见彩图克孜尔石窟第17窟壁画《本生故事》）、库车库木吐□石窟5～6世纪壁画（见彩图库木吐□石窟第21窟穹隆顶壁画(5～6世纪)）、甘肃敦煌莫高窟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壁画、永靖炳灵寺石窟东晋十六国时西秦壁画（见彩图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壁画（西秦））、天水麦积山石窟北魏壁画等。其中属于这一时期的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石窟壁画，其风格具有龟兹文化特色和中亚佛教美术影响。属于这一时期的莫高窟36个洞窟的壁画，满布于各窟的四壁及窟顶、塔柱各处，除掉少量纯装饰性的题材外，主要题材包括具有情节性构图的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还有大量的菩萨、飞天、伎乐人、药叉等的形象。情节性构图的画幅中,艺术性最高的如第254窟《萨□那太子舍身饲虎》、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第257窟《鹿王本生》、第290窟《佛传故事》等,构思构图都极具艺术匠心。莫高窟早期佛教壁画，在中国汉代绘画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较为明显的印度、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影响，显示了对外来画法的大胆吸收；而所画狩猎场景等，则又全然呈现出汉画趣味。在笔致、色调的运用上，北魏活泼厚重，西魏以后逐渐趋向文雅，透露出隋唐圆熟画风即将到来的征兆。

    地下遗存的墓室壁画、砖画、漆器画等遗迹，近年出土日多，为了解这一时期的绘画发展状况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依据。其中壁画遗迹，如吉林省集安现已发现的20多处4～7世纪时高句丽族王室、贵族墓，多绘有规模较大的壁画。壁画内容除佛教题材和伏羲、女娲、四神等传统题材外，主要为表现高句丽族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和民族习俗，反映了当时当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自然融合。在艺术风格上,具有运笔爽利，赋彩单纯,形象明快的特色。砖画遗迹如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嵌砌在墓室墙壁上的画砖，采用一砖一画的形式，用粗放的笔法率意画出生活小品。模印画像砖也有一些艺术性高超之作，如南京西善桥东晋墓出土的拼嵌在墓室两壁上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形象生动，线纹秀挺,与同时代顾恺之的画风颇相近似。漆画遗迹如山西省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画，在朱漆底色上用细润的线条画出古烈女故事图，画法已经臻于工致成熟。此外，如甘肃酒泉丁家闸西晋墓壁画、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见彩图娄睿墓壁画《出行图》（北齐）山西太原)、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壁画画像砖等遗迹,皆可说明当时的绘画所已达到的水平。

    理论著作及其他著作中有关绘画的史料这一时期随着绘画鉴赏、收藏、品评风气的逐渐开展，有关绘画的理论及史料著作相继出现,并不断有所发展。东晋时顾恺之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3篇著作,见于《历代名画记》的转载。由于经过长期的辗转传抄，3篇文字多有脱误，甚至有些部分不可句读，但它毕竟是中国最古的绘画理论及史料的专著，仍不失其重要的价值。特别是《魏晋胜流画赞》中提出“以形写神”，强调“传神”和“悟对通神”，《论画》中提出“迁想妙得”等，确可算是后世中国画家所拳拳服膺的论画最高准则。南朝刘宋时宗炳《画山水序》及王微《叙画》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关于山水画的美学专著。除了论述山水画的一些造型性问题之外，还着重阐明自己创作山水画的动机，希图抒发一种高雅的主观情趣和希图借助山水的形质以体现道、神一类的神秘观念。齐梁时谢赫《画品》（一作《古画品录》）是一部以品评古今画家画艺优劣而作的专著，可是此书的意义却远远超出它对具体画家所一一作出的品评，实际上它是一部概括了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性准则的重要著作。在此书中，谢赫最大的功绩在于他提出了“六法”这个全面衡量绘画艺术性高低优劣的6条标准。六法论对后世中国绘画的理论与创作产生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梁隋间姚最有《续画品》，是追随谢赫之后，对画家画艺进行品评的又一部专著。还有大约活动在北魏、宋齐时的孙畅之，曾撰有《述画记》一书，多载自汉魏至宋齐时画家的有关传闻。其书惜已久佚，现在仅能在《历代名画记》所摘引的数条文字中窥得其一鳞半爪。此外，其他性质的著作涉及到绘画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著作尚有：西晋时葛洪的《西京杂记》，记录了西汉画工毛延寿、刘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人的姓名和画艺；刘宋时刘庆义的《世说新语》，对顾恺之、戴逵的绘画艺术有不少记述，为后人作传和谈艺者所转相祖述；梁代庾元威的《论书》，篇末附论书法杂体与绘画相通的诸事例；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载及岩画、壁画遗迹多处。所有这些，虽则文字分量不多，但却为后世留下相当可贵的绘画史料。

    中国商、西周、春秋时代的绘画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绘画应用的范围主要是壁画、章服以及青铜器、玉器、牙骨雕刻、漆木器等的纹饰。早期基本上是装饰性图案，到西周以后，开始有以表现人物活动为主的纪事性绘画作品，其实物遗存，最早的见于春秋晚期的青铜器刻纹与镶嵌图像纹饰。绘画的作者是百工。

    壁画商代建筑中有壁画。1975年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商代建筑物遗址内发现一块壁画残片,长22厘米,宽13厘米，厚7厘米。为一块涂有白灰面的墙皮,上面绘有对称的朱色花纹，缀以黑色的圆点。线条宽粗，转角圆钝，推测为主体纹饰的辅助花纹。

    此外，在安阳大司空村的商墓墓道台阶上，也曾发现朱、黑色彩绘纹饰。

    据《孔子家语》等文献记载，西周初，在明堂的墙壁上,绘出尧、舜和桀、纣两类不同的古代帝王,使后世统治者从他们的成败中汲取教训，明辨是非。直至春秋末期，孔子观明堂时，还曾见到四门墉上绘制的尧、舜、桀、纣和周公相成王，以朝诸侯的画面。此外，在周王处理政事的宫室路寝外面的门上画有虎的形象，以明勇猛守卫之意，因之路寝的门也称做虎门。西周时期的壁画残迹，发现于陕西省扶风县杨家堡西周墓中，墓穴四壁有以白色绘出的菱形二方连续带状图案，是一种比较粗简的壁面装饰。

    车服旗章商周时期在统治阶级服装和旌旗、器物上分别绘有各种图像，以标示等级身份的差别。这种以不同的图像标志君臣等级区别的章服制度，则在后世一直沿袭下来。此外，统治阶级使用的车器、兵器、赠物的覆布上，贵族也都绘以云气等纹饰。这些是当时绘画应用的主要方面。

    商、西周、春秋时代绘画的实物遗存，在商代墓葬中曾发现画幔。如河南洛阳摆驾路口的第2号商墓二层台四角发现有布质画幔痕迹,画有黑、白、红、黄4色几何纹图案，线条朴拙。同地下瑶村第159号商墓北壁,发现垂挂的丝织帐幔残迹，为红色条纹地，饰有黑色线条。在山西灵石旌介村的两座商墓中也发现有画幔痕迹，其上绘有红、黄、黑色以弧线和圆点组成的彩色图案。

    在陕西宝鸡市茹家庄西周□伯和井姬墓发现有彩绘的丝织物与刺绣的印痕。刺绣的残痕上附着红、黄、褐、棕4种颜色,其中红、黄二色为朱砂、石黄绘制，颜色非常鲜艳。

    据《考工记》,设色之工有画、缋、钟、筐、□5种。画、缋主要指章服的画和绣。《考工记》总结了古代对色彩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经验。同时也反映了东周时期五行学说的盛行对色彩观念的影响。赤、青、黄三原色和黑、白两个无彩色被视为正色，五彩齐备谓之“绣”，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青、赤、白、黑、玄（深黑）、黄，象征东、南、西、北、天、地。绘画布彩的次第为：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玄与黄相次。在东周的彩绘漆器与丝织品上，可以见到丰富的间色与复色。这些丰富的色彩常以黑、白或金、银色为主调，求得色彩总体效果的统一，这一点在理论上的体现即是《考工记》中所提出的“凡画绘之事后素功”，在《论语?八佾》中，则称“绘事后素”。其具体涵义，据郑玄的解释，是指在绘画时，先布众色，然后以白或另一种颜色分布其间，以形成统一的色彩效果。而据朱熹的解释，“后素，后于素也”，即是说先以素为质地，然后施以五彩。

    装饰纹样在青铜器、玉石雕刻和彩绘雕花木器上装饰纹样，须事先设计出底样，然后雕刻，从中也可看出这一时期绘画的部分面貌。在湖北省盘龙城、河北省藁城、河南省安阳殷墟等地的商代墓葬中，都曾发现大型的彩绘雕花木椁板等器物灰痕,有的长达2米。在木椁板的正面阴刻双勾饕餮纹、夔龙纹、蛇纹、虎纹和蕉叶纹、云雷纹等辅助纹饰。图案的阴线部分涂朱色，阳面部分涂黑色，背面一般涂朱。有些还在线刻的图案中间嵌以绿松石、猪牙、蚌片、黄金叶等，以增强其装饰效果。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石磬上的阴线双勾虎纹，在表现手法上与木雕椁板上的纹饰一致。其共同特点是形象夸张，富于装饰性；构图饱满，疏密有致；线条劲健，圆中寓方，富于韧性，为传统绘画以线造型的滥觞。商、西周青铜器纹样

    在青铜器的纹饰中也有一些写实的形象。如山西灵石旌介村1号商墓所出的□簋,圈足底部以阳线铸出的骡子形象,俯首、长胪,突出地表现出骡子的形体特征。流入美国的一件商代鸟兽纹四足觥盖部浮雕有虎与象、鸟追逐嬉戏的形象，反映出力求进一步表现物象之间群体活动的创作意图。春秋晚期开始出现了表现人物活动的绘画性纹饰。江苏省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的刻纹画像铜器残片，为此类纹饰已知的最早实例。铜片上有以利器刻画出的贵族宴饮、狩猎的图像，线条由断续的短点联成，细密稠叠，较之战国以后的铜器刻纹更显得简朴古拙，画面情节也较简单。

    图画文字商、西周、春秋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中有一部分图画文字，其中有一些是单体的人或动物形象，有的颇为逼真，如虎、牛、鸟、马、象、龟、鱼等。这些图形多是选择了人或动物形象特征最为鲜明的正面或侧面形象，加以夸张表现，使之具有为人易于识别的符号性质，它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捕捉对象形体特征方面已具有较强的概括力和创造性。另外，有些形象是以会意的方式表现成组的人物活动或人与兽、人与环境的关系,其涉及的方面很宽,包括了贵族的宴饮、狩猎、战争、刑戮等各种活动。它反映了绘画意识的发展，虽形象简单，但也有一定的感情因素的表现。例如以跪坐的女子抱子组合成的“好”字，能使人感受到有一种母子间的亲昵之情。还有一些字体以抽象、象征、寓意的手法表现更为复杂的人物活动与人际关系。例如人的手、足、眼睛等器官就常被用作人的代表符号，用以表现比较复杂的生活内容。还有的字包含着物象的透视关系，例如“□”字是俯视的单辕双轮车的形象。虽是为了便于辨识，但也反映了绘画发展尚不成熟时期的特点。在一组图像中同时出现几种不同透视的情况，直到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镶嵌图像中仍时常出现，例如表现四马系驾的图像，将车子画作正侧面，而两服两骖则被画成向两边翻倒，以表示空间透视关系。这些绘画上复杂透视关系的难题直到汉代绘画中才得到较好的解决。

    中国隋唐时代的绘画艺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均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之一。

    隋唐两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大唐帝国的前期阶段，版图广阔，国力雄厚，经济繁荣，为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唐王朝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了各民族团结，并与中亚、印度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国家有着密切联系，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使文化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丰富多采的绘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

    隋代国祚仅38年，但绘画成就显著。由于国家统一，南北地区的名家巨匠如杨子华、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孙尚子、阎毗等人，云集京洛，得以相互借鉴和交流。隋代统治者复兴佛教，使北周灭法中遭受打击的佛教又得以抬头和传播。隋文帝下诏修建寺院，宗教美术又重新活跃,并有大规模创作活动,长安、洛阳、江都等地寺庙都有名家手笔。敦煌莫高窟现有隋窟70余座，题材和风格都在进行新的探索。自南北朝兴起的描绘贵族人物肖像和生活风俗的绘画也有较大发展，以描写山川风景为主的山水画则开始脱离稚拙而逐渐进入成熟阶段。隋代统治者对古书画的收藏也比较重视，隋灭陈时即将其宫廷收藏尽数收纳，隋炀帝时又于洛阳观文殿后建妙楷台、宝迹台，分别收藏法书名画。隋代绘画的发展为唐代绘画艺术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唐代绘画是中国封建社会绘画的巅峰，其艺术成就大大超过往代。初唐绘画即显示出不寻常的成就，唐太宗在巩固政权的同时也注意文治建设，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及尉迟乙僧的绘画活动,以及以敦煌220窟为代表的壁画体现着此一时期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高宗李治至玄宗李隆基统治时期，在政权昌盛、社会富庶的基础上，使文化出现了丰富多采、百舸争流的局面，吴道子及其画派体现了佛教美术民族化的巨大成就，钱国养、殷□、殷季友、法明等人的肖像画，张萱、杨宁的绮罗人物画，陈闳、韦无忝、曹霸、韩□的鞍马画，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卢鸿、郑虔等人的山水画，冯绍正、薛稷、姜皎等人的花鸟鹰鹤画等，寓示了题材的扩大。敦煌壁画在此时也发展到繁荣的顶点,莫高窟第130窟的乐庭□夫妇大供养像、172窟、217窟之巨幅净土变相、173窟之维摩变相都是宏伟精妙的壁画杰作。安史之乱以后，虽然唐朝国势渐衰，但绘画艺术仍继续发展和提高。周□在贵族仕女及宗教壁画的创作实践中，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生于盛、中唐间的诗人王维也以绘画著名，他精于山水，更以水墨山水画擅名后世。张□、王宰、项容、毕宏、刘商等都是山水名家，边鸾、梁广、刁光胤、滕昌□精于花鸟，韩□、戴嵩专工画牛，李渐、李仲和父子画少数民族游猎题材的“蕃人、蕃马”，都各尽其妙。中晚唐时中原战乱,玄宗、僖宗曾先后去四川避乱,一些画家也陆续入蜀。中唐以后，四川成都逐渐成为绘画中心之一。中原入蜀的名画家有卢□伽、常粲、吕□、孙位、张询等，不少画家在成都大圣慈寺等寺观中留下画迹。刁光胤等在四川设帐授徒，有的画家还带去中原画本，在中原绘画艺术的影响下，四川地区有不少画家成长起来，如左全、赵公□、高道兴、房从真、麻居礼都是宗教画的能手。因此，“蜀虽僻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为五代时期西蜀绘画的繁荣打下了基础。江南地区的绘画此时也处于发展之中，朱审得山水之妙，驰名南北，他所画卷轴障壁“家藏户珍”；张□更以山水松石著称；张志和,号烟波钓徒,自为渔歌并画为卷帙；顾况亦以山水著名。李德裕镇守浙江，好图画收藏及延纳画家，武宗时灭法毁天下寺塔，他将江南寺庙名家画壁都集中在镇江甘露寺，其中包括吴道子、王□子、韩□等唐代名家及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展子虔等前代名家的画迹，成为名作荟萃的画廊。隋唐绘画气势宏伟，成就辉煌，予五代绘画发展以巨大影响。

    人物画

    人物画在隋唐仍占主要地位。魏晋兴起的佛教画至隋唐达到极盛，它既继承汉魏传统，又融合西域等外来绘画成就，艺术上发展得更为成熟。隋文帝造大云寺七宝塔，杨契丹与郑法士、田僧亮同画壁画，杨契丹还在宝刹寺画佛涅□变、维摩等，其他如董伯仁曾画弥勒变壁画、展子虔在洛阳龙兴寺画八国王分舍利壁画，皆称妙迹。可见隋代佛教画的内容已出现大幅经变画，并更多地表现现实人物及宫廷建筑等形象。唐代道释画兴盛，重要人物画家皆擅宗教壁画。阎立本、吴道子等都受张僧繇影响而各有创造。特别是吴道子一生在京洛画寺观壁画300余堵，变相人物，千变万态,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他在技巧上也有重要创造，中年以后善用遒劲奔放、变化丰富的莼菜条线描表现高低深斜卷折飘带之势，并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取得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和自然高出缣素的效果，世称为吴装，突破了魏晋初唐的缜丽风格而开辟一代画风，他在宗教中所创的风格样式被称为吴家样。韩□在长安宝应寺画释梵天女，酷似贵族魏元忠家歌伎的形象，“菩萨如宫娃”显示了宗教艺术进一步世俗化的倾向。中唐周□除善画仕女外，宗教画中也有突出创造，他善画天王和菩萨，尤其是将观音描绘在水月清幽的环境中，创造了“水月观音”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宗教画新样式，一直为后代沿袭，周□的宗教画风格被称为周家样。唐代寺庙或为礼拜场所和娱乐场所,吴道子画佛像常有众人聚观,周□画章敬寺时密听众议而虚心改动，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宗教画家与群众的联系。中唐以后，四川地区的宗教壁画颇为发达，成都著名的大圣慈寺、圣寿寺、净众寺、应天寺等有卢□伽、赵公□、赵温奇、范琼、左全、张南本、孙位等名家所画壁画，其题材除流行的佛经变外，还出现了描绘贵族及高僧肖像的真堂，山水树石花卉也作为装饰更多地出现在寺庙壁画之中。

    唐代前期，政权强大，统治者颇注意利用绘画来为巩固政权服务，歌颂王朝的威德、表彰功臣勋将及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已成为画家们创作的题材。阎立本在高祖武德九年(626)画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及后来所画的《永徽朝臣图》都是描绘当时文臣谋士的大型作品。贞观十七年(643)画的《凌烟阁功臣图》，更是继汉麒麟阁及云台画功臣后为表彰功臣勋将而进行的重要创作（凌烟阁在中唐以后还续有图绘）。阎立德画的《外国图》、《职贡图》，阎立本画的《王会图》等，歌颂了唐王朝的强大及和边远民族政权的友好往来，阎立德的《文成公主降蕃图》及现存阎立本的《步辇图》更直接描绘了唐蕃盟好、文成公主入藏的重大历史事件。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出土的《弈棋仕女图》

    表现皇室及贵族生活的绘画继南北朝之后盛行不衰，在艺术上也有显著提高。隋代善此者有杨子华、郑法士、杨契丹等人，而且各有专长：“杨（子华）则鞍马人物为胜,杨（契丹）则朝廷簪缨为胜,郑（法士）则游宴豪华为胜……”。郑法士所画“丽组长缨，得威仪之樽节；柔姿绰态,尽幽闲之雅容”,生动地刻画了不同的仪容风采。在山水画中也表现贵族游乐活动，如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善于描绘皇室贵族肖像及生活景象的画家更多，宫廷画家陈闳、杨宁、杨□皆以写真著名，周古言多画宫禁岁时行乐之胜，谈皎、李凑工绮罗人物，张萱善画“贵公子、鞍马屏幛、宫苑、仕女，名冠於时”。其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当时帝王后妃们的游乐生活，如《明皇击梧桐图》、《明皇纳凉图》、《明皇按乐图》、《明皇斗鸡射鸟图》、《武惠妃舞图》、《唐后行从图》等，从现存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中可见其艺术风貌。文献记载吴道子、陈闳、韦无忝等曾合画《金桥图》,描绘唐明皇封泰山及随从队伍,更是极为宏伟的创作。中唐时周□画贵族仕女，丰肥□丽，反映了时代的审美俗尚。他的画衣纹劲简，色彩柔丽，细致地描绘了贵妇人薰茶、游春、凭栏、揽照、吹箫、按乐等闲适生活及孤独空虚甚至带有伤感的精神状态，在挖掘刻画人物的内心情感方面更趋深刻。韩□等人则善画文人学士的生活景象。

    描绘田家风俗的绘画也开始出现，隋代田僧亮以画田家著名，阎立本曾画田舍屏风十二扇，韩□画《田家风俗》、《村社》、《丰稔》等，但此类作品皆未见流传，仅在敦煌莫高窟大型经变画中尚可见有不少描绘农业耕作等的画面。

    山水画表现自然山川大地之美的山水画在隋唐时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种，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稚拙状态而趋向成熟。隋及唐代前期的山水画中常穿插神仙内容及贵族游乐，多以青绿赋色，纤丽而富有装饰性。隋代展子虔擅长“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传为他所画的《游春图》以纤美的笔致和青绿设色，成功地画出了春山春水的深远广阔和贵族士人骑马泛舟游乐的场景，予唐代山水画以深远影响。初唐人物画家阎立本等虽以人物画为主，但也承绪前代山水画而有所建树。然而山水画的显著提高是在盛唐以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继展子虔之后将青绿山水画提高到新的阶段。李思训的山水画“笔格遒劲，湍濑潺缓，云霞飘渺，时睹神仙之事，□然岩岭之幽”，被誉为“国朝第一”;李昭道则“变父之势,妙又过之”，所创《海图》为人称誉，他们的青绿山水臻丽而富有情趣，被后人奉为典范。以画人物道释驰名的吴道子在山水画上也有突出贡献，他“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从而开创了豪放壮美的山水画新风格。他曾奉诏在大同殿画四川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与以前李思训用“数月之功”画的山水壁画迥然不同，但二者“皆极其妙”。因此，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山水之变，始于吴而成于二李”。盛唐时以山水著名的还有王陀子，“善山水幽致，峰峦极佳”，“绝迹幽居,古今无比”,时与吴道子并称。又有卢鸿隐居嵩山，谢绝征召不愿出仕,善画山水树石,曾画《草堂图》以明志。郑虔工诗，善书画，尤长于山水，被唐玄宗誉为“郑虔三绝”。诗人王维也以山水著名于当代，“其画山水树石，踪似吴生，而风致特出”，晚年隐居蓝田，曾画《辋川图》，表现其所居庄园的优美景色，他的破墨山水尤为后人称道，他在山水画中更多抒发了以隐居山林为乐的志趣。中唐以后，破墨山水的成就较为突出。王宰画山水“出于象外”，他“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经深思熟虑反复酝酿后方下笔作画，唐人记载他画的临江双树松柏“上盘于空，下着于水”，“达士所珍，凡目难辨”，具有高雅的情趣。张□善画水墨山水树石，尤善以秃毫挥写，传说他能手握双管，同时画出枯荣不同的树，“生枝则润含春泽，枯枝则惨同秋色”，画山水则“高低秀丽，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喷如吼”，富有艺术感染力。他曾著有《绘境》一篇，述作画要诀，惜已失传。当时另一位以画树石著名的画家毕宏向他请教画法，他答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言简意赅的阐明了山水画创作中主客观的统一，在描绘自然形象的同时强调画家主观思想情趣的表达。中晚唐之际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有项容、杨炎、顾况、刘商等，另有王墨善泼墨山水，酒醉后以墨泼于绢上，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画为山石云水风雨云霞；又有李灵省善画山水树石,皆一点一抹便得其象,而形象情趣颇足；他们都不是按常法作画，因而被视为逸格。专长楼阁的画家有尹继昭，曾画《姑苏台》、《阿房宫》等，界画作为专门题材，尹继昭是重要的先驱者。晚唐时荆浩隐居于太行山，善画北方山川的壮美景色，开启了五代山水画的新阶段。唐代山水画多表现全景式的大山大水和松石平远，创造并发展了青绿、破墨等表现手法，形成了多种风格，反映了贵族士大夫的不同阶层的思想情趣。山水画不仅绘成屏风卷轴，而且也较广泛地装饰于宫殿、厅堂、寺观的壁画，专长山水的画家也相继涌现，显示山水画开始在民族绘画中占有重要地位。

    花鸟画

    花鸟画在隋唐时代也已成为独立画种并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描绘动植物形象的图像早期多见于工艺品装饰，汉代常表现祥瑞图像，魏晋以后，已有人画蝉雀等禽鸟虫兽。隋唐时代由于贵族美术的发展，花鸟题材多流行于宫廷及上流社会，用以装饰环境及满足精神欣赏需要，如初唐贞观时，太宗与侍绣泛舟春苑池，见□□戏水，乃召阎立本图写；高宗时，薛稷以画鹤著称，尝创六鹤屏风样，当时秘书省壁上就有薛稷画鹤及郎余令画凤凰，被誉为绝艺。德宗时边鸾善画折枝花鸟，“下笔轻利，用色鲜明”，能“穷羽毛之变态，奋花卉之芳妍”,当时新罗国进献孔雀，诏令边鸾图写其貌,翠彩生动，得婆娑之态。唐代皇室贵族官僚士人善花鸟者颇多,汉王李元昌善画鹰鹘,滕王李元婴、李湛然以画蜂蝶禽花著称，开元时户部侍郎冯绍正尤善画鹰、鹘、鸡、雉，玄宗时太常卿姜皎亦善画鹰鸟，同州澄城令白□画鹰鹘“嘴爪纤利，甚得其趣”，又有协律郎萧悦善画一色竹，颇有雅趣，武后时工部郎中殷仲容画花鸟妙得其真，“或用墨色，如兼五采”，可见在富丽工致的花鸟画发展的同时，已出现用水墨描绘花鸟的表现方法。花鸟画在佛寺壁画上也时有出现，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载:唐末刁光胤入蜀,就在大圣慈寺炽盛光佛院明僧录房窗傍小壁画四时雀竹及三学院大厅画花雀两堵，滕昌□也在大圣慈寺画天花瑞像，至于殿堂障壁屏风以花鸟为装饰就更趋普遍了。今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壁画六扇花鸟屏风，每幅都画水禽及花卉，天上还点缀飞鸟。日本正仑院所藏对鸟纹夹缬屏风装饰画两只长尾鸟对啄一蝶，背后有花一株，两花旁有蝶飞舞，鸟草夹缬屏风也用多色染出花、蝶、鸟雀等，造型生动，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是研究唐代花鸟画极为宝贵的资料。正是唐代花鸟画技巧上的不断探索和提高，才为五代两宋花鸟画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

    壁画

    壁画艺术在隋唐时达到极盛。当时宫殿、衙署、厅堂、寺观、石窟、墓室都有壁画装饰。唐代壁画继承汉魏的传统又有巨大发展，壁画题材由图绘人物及佛道故事扩大到表现山水、花竹、禽兽等方面，内容及技巧上均大大超过前代。

    隋唐在长安、洛阳营造的宫廷殿阁，极为壮丽，为适应政治需要及美化环境的要求，其中大都有壁画装饰。唐太宗时阎立本奉诏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图》（即《凌烟阁功臣图》）,表彰开国的功臣勋将。玄宗时,李思训、吴道子先后在大同殿画四川嘉陵江山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各具不同的风格。从唐人诗歌里还可见当时以画鹰、狮、鹤等飞禽走兽来装饰厅堂的现象，画鹤名家薛稷在长安、成都等地厅署壁上都曾画鹤，韦偃曾应杜甫请求在成都堂壁上画马。

    在近数十年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唐代壁画墓,其中以分布于陕西西安附近的唐代皇族墓室壁画最为精美(见隋唐墓室壁画)。壁画依墓道、天井、甬道、墓室不同位置设计绘制，内容包括出行、仪卫、乐舞、宫女内侍等,其中以位于陕西三原之李寿墓壁画,位于乾县之李重润墓壁画、李贤墓壁画、李仙蕙墓壁画最为突出。李寿墓中长达6米的《狩猎图》画丛山峡谷中数十名猎手围猎，纷乱中有章法。李贤墓墓道东壁长达12米的《狩猎出行图》，画中人物掣鹰携犬骑马奔驰在长安大道上，反映了贵族耀武扬威的气势；《马球图》画体态矫健的球手们驰马争球，形象地记录了唐代流行的体育项目；《客使图》表现3个外族使节在唐朝官员引导下的进谒场面，反映了唐王朝与边远各政权的密切关系。李重润墓之《阙楼图》巍峨壮丽，仪仗队伍气势庄严，场景浩大。李贤墓与李仙蕙墓中的《宫女图》面庞丰满，身姿优美，眉目传神。这些壁画大都出于宫廷画工之手，描绘了人物、仕女、界画、山水等各种形象，线条或严谨劲简，或洒落而有气概，用色绚丽灿烂，显示了初、盛唐时期的绘画水平。唐?李贤墓壁画《客使图》

    隋唐时期宗教壁画创作出现高潮，遍布各地的大量寺观中皆有壁画，长安、洛阳两地寺观壁画大都是名画家的手笔，画迹早已不存，其盛况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及段成式《寺塔记》中有较具体的记录（见隋唐寺观壁画）。唐中叶以后，四川地区寺观壁画非常隆盛，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详尽记载了大量生动的资料。唐代寺观壁画气势恢宏，色彩灿烂，题材上一反南北朝流行的宣扬以牺牲及苦修为内容的本生故事，而大量盛行歌颂天国的美好和欢乐的经变画，寺庙壁画中大量图绘《西方净土变相》，名僧善导大师一生曾图绘净土变相300余堵。宗教壁画中也出现不少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神佛形象具有人的气质,甚至菩萨如宫娃，以贵族的姬妾歌伎为模特儿，有的寺庙中还画有高僧肖像。唐末黄巢起义，僖宗逃到四川，回长安前画其像及文武百僚像于成都大圣慈寺，是一幅规模巨大的群像。山水、花鸟也在寺观中出现，吴道子常于佛寺画怪石崩滩，王维在清源寺画辋川图，张询在成都昭觉寺画三时山，刁光胤在大圣慈寺画四时雀竹等都受到人们的称赞。以上种种迹象清楚地显示了宗教壁画中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寺观壁画在很多名画家的创作中占有很大比例，阎立本、尉迟乙僧、张孝师、范长寿、吴道子、皇甫轸、刘行臣、周□、孙位等都以擅长壁画享有盛名。他们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个人特色。

    隋唐寺庙壁画早已颓废不存，但石窟壁画却有很大部分遗存下来，其数量和艺术水平都大大超过往代。由于国力强盛,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新疆地区克孜尔石窟、库木吐□石窟及森木塞姆石窟的壁画更加精美，并有着鲜明的地区特色。敦煌莫高窟壁画至唐代达到繁盛的顶点，现存唐窟200多个,几乎占现存全部石窟的半数，其中大型洞窟,如初唐220窟、217窟，盛唐103窟、130窟等,以其壁画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灿烂,非其他时代所能比拟。大幅的经变画,特别是大量的西方净土变相,以巨大的场景画出楼台殿阁、七宝莲池、歌舞伎乐的一切美好的景物，是唐代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的曲折反映。弥勒经变、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等壁画中画出了行旅、嫁娶、农耕、收获等大量生活场景，壁画中创造了佛、菩萨、弟子、天王等栩栩如生的形象，飞天凌空飞舞，尤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供养人中的豪门权贵的形象也占据重要壁面，盛装艳服，携带亲属奴婢,如130窟乐庭□及王氏夫人供养像,156窟《张议潮出行图》等都以巨幅画显示其权势地位的显赫。大量画迹的保留为研究唐代绘画及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绘画史论及品评著述

    唐代绘画的繁荣促进了绘画史论的发展，收藏著录及绘画史论的著述之成就也大大超过往代。唐代一些帝王对绘画锐意搜求，太宗、玄宗时屡派搜访书画使及接受民间献纳书画,御府所藏,颇具规模，贵族士大夫如司马窦瓒、薛稷、陈闳、韩愈、裴度、李德裕及张彦远的曾祖张嘉贞等也都富有收藏。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中屡次涉及对书画的赞美。可见当时对绘画的浓厚兴趣。唐代绘画品评著作有彦□《后画录》、李嗣真《续画品录》、张怀□《画断》和窦蒙《画拾遗录》等。唐太宗时中书舍人裴孝源集公私秘藏前代名画及佛寺绘壁加以著录，著为《贞观公私画录》一书。武宗时翰林学士朱景玄集唐初以来画家97人，述其生平艺术活动并加以品评，保留了唐代画家的大量史料,实具有断代史性质。张彦远于大中元年(847)完成的《历代名画记》更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绘画通史巨著。书中搜集了自古迄会昌元年(841)画家372人的史传，书前还有关于绘画问题论评16篇，阐述著者对绘画艺术的美学观点，记录了画家师承源流、山水画发展概貌及绘画收藏、寺观画壁等，保存了历代绘画的珍贵史料。会昌三年，段成式笔录了长安寺庙情况，尤侧重记载了壁画等艺术品，撰成《寺塔记》（收入《酉阳杂俎》续集），与《历代名画记》中“两京寺观画壁”一节都为了解和研究唐代壁画艺术提供了生动具体的资料。

    与各国的绘画交流隋唐对边疆及域外之间文化交流频繁而活跃，长安等地即有边疆民族及国外的画师从事艺术活动。丰富的中国绘画吸引着周围各国，不少外国使臣、商人、学者、僧侣搜求中国绘画作品携带回国。隋唐时日本屡次派遣使团，随行人员中即包括有画师。天宝(742～756)年间，鉴真和尚及其随行弟子东渡日本，在弘扬佛教的同时，对日本宗教雕塑和绘画也作出一定贡献。唐代高宗时日本旅华僧人空海回国带回名画家李真《真言五祖像》，日本正仓院至今有唐代绘画及书法作品，钦慕唐文化的日本，其绘画也明显地受到唐代绘画影响。朝鲜对唐代绘画也很感兴趣，德宗贞元(785～805)末年新罗商人在江淮一带以高价购求周□的绘画作品数十卷携带回国。唐代与中亚文化联系密切,杜环《经行记》中曾记载他流落中亚，在大食王国见到汉人画匠樊淑、刘□等人。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等与唐代文化交流尤为频繁，对唐代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太宗时王玄策出使天竺，即有画工塑匠法智等随行，狮子国来唐僧人金刚三藏善画西域佛像，曾在洛阳广福寺木塔下素像起样，风格独特。唐代绘画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西域画风。于阗画家尉迟乙僧长期居留长安，他善画外国人物及佛像，“用色沉着，堆起绢素”，勾线“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而有气概”。他在长安光宅寺普贤堂画的《降魔变》，被认为“颇有奇处，身若出壁”。康国人康萨陀在唐为振威校尉，画异兽奇禽，初花晚叶，生动而富有变化。他们的艺术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

    中国五代仅有短暂的53年，但中原地区先后更换了5个王朝,其他地区并存着10多个地方割据政权──十国及契丹等，各个地区之间并不因为分裂而断绝经济沟通。特别是西蜀和南唐农业和手工业继续发展,商业繁荣,加之战争较少，政局相对稳定，促进了文学艺术的某些变革，通俗性、玩赏性、享乐性的文艺应运而生。绘画也出现了新的机运，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和时代特征。

    3个绘画中心及其著名画家五代十国各个地区之间由于历史地理及政治上的种种原因，绘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以中原、西蜀和南唐这3个地区的绘画最为发达。

    中原地区,虽然连遭战争破坏和政局动荡的干扰,但唐代遗留下来的文化根基比较雄厚，绘画一般仍能不坠唐人典型。洛阳、汴梁(今河南开封)等地，寺观壁画活动仍保持相当规模。山水画经过荆浩等画家的创造，尤有新的进展。地处边远的敦煌，在曹议金家族的比较稳定的统治之下，莫高窟的壁画绘制仍在持续进行，并显示出一定的起色。

    西蜀和南唐，经济繁荣，政局相对稳定，加之统治者对绘画的爱好和对画院事业的重视，使两个地区的绘画大放异彩，一时画手辈出，画派争妍。由于西蜀从唐代以后，随着唐玄宗、僖宗先后逃难入蜀，不少中原画家如卢棱伽、常粲、孙位、刁光胤、吕□等纷纷到四川定居，使西蜀受中原绘画影响较深，传统风格的寺观壁画尤极一时之盛。南唐绘画则发展得较晚，其繁荣时期已下跨到北宋初年，故不论在题材、风格、技法和审美情趣上，比起中原和西蜀来都具有较多的新意。

    此一时期各个地区间的绘画发展虽不平衡，但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画家和作品交流的现象从未间断。如契丹的耶律倍于后唐时来到中原；后晋的王仁寿由中原来到契丹；原在浙江的贯休于后梁时入秦，最后来到西蜀；原在西蜀的丘庆余后来来到南唐；后蜀国主将黄筌父子等人所画《秋山图》等作品馈赠给南唐国主；江、吴、荆、湖等地商人入蜀采购杜敬安所画罗汉像、阮惟德所画“川样美人”，贩运到本地去卖。这种交流对于推动当时的绘画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五代历史甚短,其前期画家如荆浩、胡□等,多是由唐代跨进到后梁的，故有的史学家常把他们看作唐代人；其后期画家如郭忠恕、巨然、石恪等，因其自五代入宋以后还有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其他如董源、徐熙、周文矩、顾闳中、赵□等，其活动年代虽然均只限于在南唐归顺于北宋之前,由于从北宋建国之年(960)算起，后蜀和南唐这两个政权实体还曾分别延续了5年和15年之久，这就使得五代的下限与北宋的上限发生交叉。

    不过，从画家主要活动年代多数来判断，属于五代的著名画家在中原地区有擅长佛道人物的胡翼、赵岩、刘彦齐、王殷、朱繇、张图、跋异、韩求、李祝、王仁寿，擅长山水的荆浩、关仝，擅长宫室的郭忠恕以及花鸟画家于竞、厉归真；在西蜀有佛道人物画家贯休、高道兴、高从遇、房从真、石恪、蒲师训、杜子□、赵德玄、赵忠义、阮知诲、阮惟德，山水画家李□、姜道隐，花鸟画家滕昌□、黄筌、黄居宝、黄居□、在南唐佛道人物画家有曹仲玄、王齐翰、高太冲、顾德谦、周文矩、顾闳中，山水画家有董源、巨然、赵□，花鸟画家有钟隐、徐熙、唐希雅、丘庆余，宫室画家有卫贤、朱澄等。

    人物画盛行于唐代中期以后的风俗、仕女画科,到了五代时期益臻成熟，既有陆晃多画村野人物、张质工画田家风物等取材农村生活的风俗画；又有杜霄所画秋千、捕蝶仕女，周文矩所画理鬓、按舞、捣衣、熨帛仕女以及贵戚游春等取材贵族生活的风俗画。正如当时文学上盛行表现乡土风味的竹枝词和表现城市奢侈生活的香艳词曲那样，都是同一时代风气之下的产物。在北方契丹政权所辖地区，这时则出现了以反映北方边民生活习俗和地方风光为特色的以胡□、胡虔父子为代表的蕃马图。

    佛道画科在五代也颇为兴盛。唐代中期便已出现的宗教绘画世俗化的趋势至此时表现得更为突出，佛教题材的绘画中作为礼拜对象的佛、菩萨的庄严肃穆的形象，远不如以普通僧人作为原型的罗汉像塑造的出色。西蜀的贯休、张立，南唐的王齐翰均以擅长罗汉著称。道教题材的绘画也同样有着世俗化的趋势。

    写真是五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画科。前蜀先主王建使高道兴、赵德齐画皇姑、帝戚、后妃等像于朝真殿上，后蜀先主孟知祥命阮知诲为自己写真于大圣慈寺真堂，又写两位公主像于内廷，这些肖像画大约都是旨在显示主人公的富贵身份。南唐中主李□命周文矩为自己和王弟们写真，后主李煜命顾闳中偷写韩熙载夜宴情状，从现存作品来看，均颇能深入地刻画主人公的个性。

    山水画、花鸟画五代山水画、花鸟画在唐代的基础上进行不懈的探求，取得比人物画更为突出的成就。在意境和审美情趣方面，五代山水画较之唐代更能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自然面貌和创造出富有个性的深妙的意境。如荆浩、关仝作品中出现的是“云中山顶，四面峻厚”、“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色”的典型的北方山水；董源、巨然作品中出现的是“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的典型的南方山水，这是唐代所不曾有的。

    五代花鸟画有以黄筌和徐熙为代表的两大派别，在题材、风格和审美情趣上存在着“富贵”与“野逸”的差异。在表现技法方面较之唐代有更多的突破。唐代兴起的山水画中以运用水晕墨章和破墨为特色的水墨画法，和花鸟画中以注重描写活禽生卉为特色的写生画法，至五代时期被更加广泛运用并逐渐加以完善。荆浩将墨列为绘画“六要”之一，董源创造一种“落笔甚草草”的披麻皴法,黄筌的勾填法和徐熙的落墨法,用以表现各不相同的审美意趣，唐希雅用李后主金错刀书法用笔以写竹木。所有这些，莫不说明五代山水、花鸟绘画表现技法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些画家们不仅擅名于当代，而且给后世垂留下典范。“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和“黄徐体异”所代表的两大派系，一直延续到后世画坛而经久不衰。

    石窟壁画和寺观壁画五代石窟壁画遗迹见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者，为数甚为可观。这些壁画格法虽沿自唐代，但也颇具特色。如莫高窟第98窟《劳度叉斗圣变》、第100窟《曹议金出行图》和《曹夫人回鹘公主出行图》等，都能在规模宏大的构图中细致地刻画众多的人物和惊险、热烈的情节。

    这些壁画中供养人像被喧宾夺主地画得身形高大，如第98窟的于阗国王李圣天像和于阗国皇后曹氏像都高达2.8米左右,为敦煌壁画中身形最大者。五代寺观壁画，继唐代之后，在洛阳广爱寺、汴梁大相国寺、成都大圣慈寺、圣寿寺和青城山丈人观等佛寺道观，都成为壁画名手施展绝艺、较量胜负的场所。如后梁时朱繇、张图、跋异画广爱寺佛像和鬼神，后晋时王仁寿画大相国寺净土院培萨，前蜀时赵德齐画大圣慈寺天王，皆名噪一时。寺观壁画题材已不仅限于佛道，如李□画成都圣寿寺壁上山水，董羽画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清凉寺壁上海涛，即是其例。

    画院的设立在美术史上,唐末就已出现授予御用画家以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等职称的作法。到了五代，西蜀和南唐则已有画院的设立，用以容纳御用画家和掌管宫廷绘画事务。此外，从榆林窟壁画题记上也可以看到“勾当画院”、“知画手”这些衔号，足证当时在曹氏政权下也设有画院机构。

    绘画理论著作五代时期关于绘画理论、品评、著录的专著，数量也颇为可观。

    据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所载，计有荆浩《画山水诀》、无名氏《梁朝画目》、僧仁显《广画新集》、辛显《益州画录》、无名氏《江南画录》以及徐铉《〈江南画录〉拾遗》等多种，惜其书早已散佚。现在流传下来的仅有荆浩《笔法记》（或题为《画山水录》、《山水受笔法》）一篇，其中颇多精辟的见解，如“画有六要”──气、韵、思、景、笔、墨之说，是继谢赫“六法”之后，提出与五代绘画创作新追求相适应的新的论画标准。《图画见闻志》引用僧仁显和辛显二书对几个画家的品评，如僧仁显评孙位为逸品，评范琼、陈皓为妙品上,评彭坚为妙品,辛显评范琼为神品，评陈皓、彭坚为妙品，由此可见：介于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之后和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之前，五代时期运用逸、神、妙、能等品格来品评画艺优劣，似已成为一时风气。

    中国西夏是以党项羌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政权，从11世纪到13世纪,前后延续将近200年，遗留下许多壁画、彩绘木板画、木刻画、纸和布帛画等绘画作品。

    西夏壁画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80多个西夏妆銮洞窟中,在武威下西沟岘2号窟、永昌千佛阁遗址以及银川西夏帝陵8号陵墓室和居延黑城子遗址等地也发现了少量的壁画。西夏石窟寺壁画以佛教内容为主，除了描绘各种净土变、说法图、千佛和供养菩萨外，还出现了十六罗汉、儒童本生、炽盛光佛、水月观音、曼荼罗五方佛等新的壁画题材。在榆林窟西夏壁画中还有3幅《唐僧取经图》,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有关唐僧西天取经的绘画。西夏早、中期的佛教壁画继承晚唐、五代和北宋的画风，晚期佛教壁画则具有自己的特点，多以大面积的石绿作底色,呈现着清丽的色调,使土红色线条勾出的轮廓更加明显。

    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有以山水为主的画面，真实地描绘了西北地区山岭树疏高旷的风貌，反映出西夏山水画的一些特点。

    西夏石窟寺壁画中，还有大量的供养人像，刻画了国王、官吏、命妇、武士、平民、侍从和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各类形象。壁画中以党项人为主体的供养人像，为上窄下宽的长圆脸型，直鼻，体型较高，较鲜明地描绘了党项人的特征。榆林窟3窟西夏壁画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彩绘木板画，共发现30幅，均为小幅画面。最大一幅为墓主人肖像，长28厘米，宽10.5厘米。木板画主要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有墓主人、男女侍从、武士、牵马童等，还有龙、金鸡、狗、猪、日、星等图象。画法较精细，设色淡雅，基本上用平涂法，人脸等重要部位则施用晕染法。然后用墨线勾勒，外廓线较粗，衣纹线条用折芦描，起笔重，转折陡直,给人以劲挺的感觉。2号墓出土的木板画中的墓主人像，生动地描绘了称作“蒿里老人”的墓主人的老态特征。《童子驭马图》以奔动的气势再现了童子执鞭驭马飞奔的情景,是西夏绘画中的杰作。出土木板画的2座墓有天庆元年(1194)至八年的年号题记，应为西夏晚期作品。

    在西夏有的佛经中，印有精美的木刻画。莫高窟附近的元代塔墓中出土了3部西夏文佛经,上有刻印的佛教故事画。其中有一部完整的佛经，经文在下，与经文相应的画面在上，共有60多幅情节前后连贯的佛教故事画，是中国早期连环画中的珍品。西夏木刻画中有的作品构图复杂繁丽，应是壁画的缩本。如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中的《西夏译经图》等木刻画，人物众多，场面浩大，刻法流畅，显示出精湛的木刻技艺。

    1909年，在居延黑水城西的塔墓中，发现了绘画作品约300件,多是画在亚麻布、绢帛和纸上的佛像。这些佛画主要继承晚唐、北宋以来的绘画传统，少量佛画受到印度画风的影响。

    西夏绘画遗存的作品甚多，晚期绘画还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是中华民族绘画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美术史上占着一定的地位。

    13世纪初,蒙古族兴起于塞北,国势逐渐强盛，1234年灭金，取得金朝原有的华北之地,于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建立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元帝国。元代立国之初，蒙古族统治者在教育程度、文化艺术素养等方面，与中原士大夫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遂礼遇儒臣，重视汉文化，从儒家经典中学习治国之道。世祖忽必烈具有雄才大略，他大力招揽人才，广收“江南遗逸”，重用汉族儒臣，还命汉族士大夫对皇室成员及蒙古族大臣弟子进行汉文化教育。至仁宗和文宗朝(1312～1332),更进一步“亲儒重道”,礼遇文士，尤其喜好书画艺术。文宗建立奎章阁，任命画家、书画鉴藏家柯九思为鉴书博士，对内府所藏书画进行鉴别查定，故翰墨之盛以文宗时为最。

    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因元代未设画院，除少数专业画家直接服务于宫廷外，大都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画家和在野的文人画家。他们的创作比较自由，多表现自身的生活环境、情趣和理想。山水、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大量出现，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画减少。作品强调文学性和笔墨韵味，重视以书法用笔入画和诗、书、画的三结合。在创作思想上继承北宋末年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提倡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上,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与宋代院体画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似大相径庭，形成鲜明的时代风貌，也有力地推动了后世文人画的蓬勃发展。在元代短短90余年内,画坛名家辈出,其中以赵孟睢⑶?　⒗睢酢⒏呖斯А⑼踉ǖ群秃懦圃?募业幕乒??⑽庹颉⒛哞丁⑼趺勺罡菏⒚??

    山水画元代绘画以山水画为最盛，其创作思想、艺术追求、风格面貌，均反映了画坛的主要倾向，影响后世也最深远。元初山水画家以钱选、赵孟睢⒏呖斯???憩他们均对传统山水画进行了认真探索,并托复古以寻求新路。钱选善画青绿山水，师法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和南宋赵伯驹,并融进文人画的笔意和气韵,具有一种生拙之趣。赵孟畹纳剿???惴何?彰?抑?ぃ?康魇榛??矗?⒔?榉ㄓ帽室?牖婊?醋髦校?纬啥嘀置婷病Ｋ?缒暄Ы?片多青绿设色,如《幼舆丘壑图》，空勾填色，不加皴点，格调古拙；46岁以后师法五代董源和北宋李成、郭熙，以水墨为主，有时将水墨与青绿画法有机结合，一扫南宋院体积习，发展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成就突出。高克恭变化出入于米芾、董源、李成之间，形成了浑穆秀润的独特风格，在元初与赵孟睢⑶?〔⑶?Ｔ??泻笃冢?绕鸹乒??⑼趺伞⑽庹颉⒛哞墩馑拇蠹摇Ｋ?侵饕?坛卸?础⒕奕坏鹊纳剿???常?诖醋魉枷牒痛醋鞣椒ㄉ希?苯踊蚣浣拥厥艿秸悦项的影响,又各具特色。黄公望发展了赵孟畹乃???ì并上追董源、巨然，多用披麻皴，晚年大变其法，自成一家。其作品有浅绛和水墨两种面貌。他的浅绛山水，烟云流润、笔墨秀逸、气势雄浑；水墨山水,萧散苍秀、笔墨洒脱、境界高旷，其韵致高于赵孟睢Ｍ趺墒钦悦项外孙，除受赵孟钣跋焱猬也曾得黄公望指点,又直窥董源、巨然画法。他的山水画以水墨为主,间或设色,善用枯笔，创牛毛皴、解索皴法。其作品布局饱满、结构茂密,山峦多至远近10层,树木不下几十种,笔法苍浑,有蓊郁秀逸、浑厚华滋之致。吴镇的山水树石以董源、巨然为归，间及荆浩、关仝，多用湿笔,笔法雄劲,墨气浑润。题材以《渔父图》为多,主要描写江南湖山景色,表现画家避世幽居、浪迹江湖、寄兴山水的隐士生活。作品往往题以秀劲潇洒的草书诗词，使诗书画相得益彰。倪瓒山水画初师董源，后参以荆浩、关仝笔法，写山石树木又兼师李成创折带皴。其作品大多取材于太湖一带湖山景色，多用水墨枯笔干擦，偶尔设色。早中年浑厚之中间出以萧散秀逸,晚年苍劲之中又出以蕴藉高旷,作品有一种萧瑟荒寒之感。元四家以他们各自的创新风格和简练超脱的艺术手法，把中国山水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代表了这一时期山水画发展的主流。

    元代还有一批山水画家，各有师承，自具特色，在画史上也享誉颇高。其中受赵孟钣跋欤?孀诶畛伞⒐?趸?ǖ幕?遥?惺㈨?⑸嚏?⒉苤?住⒅斓氯蟆⑻崎Φ热恕Ｊ芑乒??屯趺捎跋欤?媸Χ?础⒕奕坏挠新焦恪⒙礴?⒊氯暄浴⒎酱右濉⒄栽?热恕Ｑ?澳纤卧禾迳剿??ǎ?Ａ袈碓丁⑾墓缫欧缯哂兴锞?蟆⒍∫胺虻热恕４送猓?跽衽簟⒗钊蓁?⒅煊竦热说纳剿?ジ螅?帽使ふ?该埽?鬯憔?罚????缁??摇?

    人物画元代人物画,远不如山水、花鸟画兴盛,与前代相比，呈式微状态。由于尖锐、复杂的民族、阶级、社会矛盾，使大多数画家消极避世，漠视人生。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画家，主要借山川、枯木、竹石，寄情抒志，疏于表现人事。因此，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画极少。随着宗教的风行，在佛道人物画方面，有一定提高。艺术方面，有些画家汲取文人画的笔墨技巧，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元代人物画家中，赵孟钗?淮?蠹遥??苹?宋铩?奥恚?Ψ??坪捅彼卫罟?耄?朴锰?呙韬陀嗡棵瑁?史?⒔。?枭?逖努格调古朴浑穆,面貌多样。其他名家还有刘贯道、何澄、王振鹏、钱选、任仁发、张渥、卫九鼎、王绎、颜辉等人。刘贯道师法晋唐，集古人之长，笔法凝重坚实，人物意态舒畅，为元初高手。何澄继承南宋院体遗规，开元代人物画逸笔先路。王振鹏师法李公麟，笔法流畅劲健，人物神情生动，白描间以淡墨渲染，突破了一般只用线描的程式。钱选人物画学自晋、唐，衣纹多用顾恺之高古游丝描，工稳而不板滞，蕴清秀于古拙，自成一种格调。任仁发人物鞍马师法唐人，笔法工细流畅，笔调明快清丽，保留了较多的唐人传统，但亦有自己风貌，在元初与赵孟钇朊?Ｕ配滓曰?酌枞宋锛?ぃ?Ψ?罟?耄?帽柿鞒┢?荩?蜗笳媸担?蜩蛉缟??挥??懊罹?笔馈薄Ｍ跻锷苹?は瘢?史ㄏ妇??煨妥既罚?裉????谠??は窕?抑谐删妥钗?怀觥Ｑ栈栽谧诮倘宋锘?矫妫?河惺⒂???帽蚀秩蠛婪牛?越?纤瘟嚎?媚?ǎ?谒??稳局邢殖霭纪剐Ч??

    花鸟画元代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的绘画，随着文人画的兴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发生显著变化。其题材往往寓意高洁、孤傲，寄托画家的思想情操。艺术上讲求自然天趣，不尚雕饰和工丽，提倡以素净为贵。主要用水墨技法表现。其画风开启了后来的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先声。著名花鸟画家有钱选、陈琳、王渊、张中等人。他们在继承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基础上各变其法。钱选变工丽细密为清润淡雅，晚年更创不假雕饰的水墨写意和彩色没骨的画法。王渊师法黄筌，作品多用水墨法,变工整富丽为简逸秀淡,是元代成就最突出的花鸟画大家。陈琳、张中笔法粗简，突破了宋代院体绘画一丝不苟的规格。竹石画家最著名的有李□、高克恭、赵孟睢⒖戮潘肌⑽庹颉⒐税病⒛哞兜热耍?蠖技坛形耐?⑺臻?蛲跬ン薜拇?扯?凶约禾厣??运????ぁＵ叛飞苹??持瘢?谠??赋删?臁Ｆ渌?袷??疑杏欣钯谩⑿煌ブサ热恕Ｒ曰?分?普哂凶薷蠢住⑼趺岬热耍??嵌嘌ё灾偃屎蜕泻脱钗蘧獭Ｗ薷蠢妆史ㄐ坌闳魍选⒛??迦蟆Ｍ趺崮?分Ω赏π悖?史?蚪啵?畹妹坊ㄇ逵闹?隆?

    壁画元代壁画比较兴盛，分布地区也很广。在继承唐宋和辽金壁画传统基础上亦有新的变化。从实物遗存和文献记载看，有佛教寺庙壁画、道教宫观壁画、墓室壁画、皇家宫殿和达官贵人府邸厅堂壁画。寺庙、宫观壁画的题材内容以佛道人物为主，殿堂壁画大都描画山水、竹石花鸟,墓室壁画主要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有人物，也有山水、竹石、花鸟等。参加创作的作者，大多数为民间画工。也有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画家。寺、观、墓室壁画多出民间画工之手，宫殿及府邸壁画以文人士大夫画家为主。山水、竹石、花鸟等题材的增多，是元代壁画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与文人画的兴盛和当时艺术风尚及审美爱好有密切关系。元代壁画主要分为：

    ①佛寺、道观壁画。元朝政府为了利用宗教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保护宗教的政策,从而使佛教和道教颇为盛行。为了鼓励宗教的发展，元政府还下令全国兴修佛寺、道观，佛寺、道观壁画也随之应运而生，并多邀民间高手绘制。甘肃敦煌莫高窟第3窟和第465窟佛教密宗壁画，山西稷山县兴化寺、青龙寺佛教壁画，山西芮城县永乐宫、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道教壁画，均属于元代壁画代表作。特别是永乐宫壁画，规模宏大，描绘人物众多，内容丰富，技艺精湛，为存世古代道教壁画之最佳作品。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的戏剧人物图和描写明应王宫廷生活的画面，线条苍劲，色彩丰富，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亦堪称元代壁画中的珍品。此外，像西藏的拉当寺、夏鲁寺，内蒙古、辽宁、甘肃、四川和华南许多地区的佛寺、道观中，当时都绘有佛道壁画。

    ②墓室壁画。元代墓室壁画,据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的有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壁画和北京密云县元代墓壁画,均绘制于元代初期。冯道真墓中的《论道图》、《观鱼图》、《道童图》和《疏林晚照图》等水墨画似乎出自同一位作者手笔，其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这位道教官员的生前生活、情趣和爱好。图中人物意态生动，景致优美，笔法流畅而苍劲，有南宋人遗规；其章法结构又颇受北宋和金代画法的影响，并且具有文人画的某些特色。北京密云县元墓壁画，人物衣纹勾描娴熟，花卉竹石线条洗练，尤其梅花、竹石作为单幅画面的出现，在前代壁画中极为罕见。上述两墓壁画的发现，对于研究元代早期山水、人物、花鸟竹石的画法和艺术风格的演变有重要价值。其他尚有山西长治市捉马村、辽宁凌源县富家屯、内蒙赤峰市三眼井元墓壁画等。

    ③宫殿、厅堂壁画。元代皇家宫殿和贵族达官府邸,曾盛行用壁画进行装饰。据文献记载,元代宫中建嘉熙殿，一些著名画家如李□、商琦、唐棣等人曾应召为该殿画壁。蒙古族道士画家张彦辅曾奉□画钦天殿壁。一些贵族、达官为附庸风雅，也请名画家在府邸厅堂内画一些山水、竹石、花鸟一类题材的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毁灭，这类壁画已不复存在。上述这些情况，在袁桷、范椁、赵孟□等人的诗集中均有反映。

    元代壁画的盛行，给一大批民间画工提供了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从而使得唐宋以来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优秀壁画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在中国绘画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绘画史论著述元代绘画史论著述,数量不少,但有分量的不多。重要著述在史传类方面有夏文彦《图绘宝鉴》、庄肃《画继补遗》；著录兼品评类有周密《云烟过眼录》、汤允谟《云烟过眼续录》、汤□《画鉴》;画法类有李□《竹谱》、黄公望《写山水诀》、吴镇《竹谱》、饶自然《山水家法》、王绎《写像秘诀》等。此外像钱选、赵孟睢⒖戮潘肌⑽庹颉⒛哞丁⒀钗?宓热说氖?幕蚧婊?獍现校?灿泄赜诨婊?醋鞣矫娴闹匾?凼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