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发端于明代的弋阳腔，起源于江西省东北地区。明、清两代，以唱高腔为主，后来融合昆曲、乱弹诸腔于一体；赣剧的前身饶河班和广信班，都以演唱乱弹腔为主。其中饶河班以景德镇、波阳、乐平为中心，保存了部分的高腔剧目，艺术风格也比较古朴、粗犷；广信班则是以贵溪、玉山为中心，没有高腔，它的乱弹唱腔则相比较而言较为婉转流利，旧时也统一称作“江西班”。1950年时，合并饶河、广信两个分支，正式改名为赣剧。

早在南宋末年，江西省的东北地区就传进了南戏，弋阳腔是当时流传于弋阳县的一支，在与当地的方言土语相结合后孳生出来的一种新的地方腔调。这种声腔在当时的南戏的“四大声腔”中，其影响之大，流行范围之广，当推首位。明朝嘉庆三十八年（1959年）以前，海盐、余姚两腔仅流行于江浙一带，昆山腔也仅仅“止于吴中”之时，江西的弋阳腔早已进入了南、北两京的大城市，并流传到湖南、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山西等地区，深受当地的乡村农民和手工业者们的喜爱，在当时甚至公侯缙绅及豪家富户也极为崇尚，一时间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后来昆山腔蓬勃兴起，作为正统雅音而受到文人们的重视，余姚、海盐两腔也无法与之匹敌而逐渐衰微，惟有弋阳腔继续与昆山腔并驾齐驱。

清末民初时，弋阳腔在江西省的东北地区分别被称为饶河戏和广信班。其中，饶河戏流行于旧时的饶州府的波阳、乐平、余干、万年、浮梁、德兴等县；广信班则流行于旧时的广信府的上饶、玉山、广丰、铅山、横峰、弋阳、贵溪、余江等县（台上各县，现今分别属上饶地区和景德镇市）。早在广信班正式形成以前，广信府的本地戏班大多集中在玉山和贵溪两县，因而称为玉山班和贵溪班。当时，由广信府进入浙江、福建等地演出的戏班，又被称为江西班或江西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时才正式定名为赣剧。现仍分为饶河、广信（亦称信河）两路。

历史沿革

赣剧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宋、元以后，南戏开始流传于我国东南诸省。江西赣东北地区的饶、广两府，曾归江浙行省管辖，明代洪武初年划入江西省。由于交通方便和贸易往来，南戏随之传入广信府的弋阳县。当时，在弋阳县落脚的南戏，是专演《目连救母》戏文的。这种戏文，因为受到当地宗教思想的影响，逐渐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形成一种县有江西特点的南戏，被人称为“弋阳腔”，与江浙地区的其他南戏声腔，并驾齐驱。明代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祝允明《猥谈》在对南戏声腔的评述中，就提到了江西的弋阳腔，作为赣剧的主要声腔，弋阳腔是最为古老的。

这种弋阳腔在形成以后，在剧目上除原有的《目连戏》以外，主要是以搬演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如《封神传》、《三国传》、《征东传》、《征西传》、《水浒传》、《岳飞传》、《东游传》、《南游传》、《西游传》、《北游传》和《铁树传》（许真君故事）等十二种。和《目连戏》一样，每种都分作七天演完。这种连台本戏的出现，为弋阳腔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南戏其他声腔的发展。明代的弋阳腔还从南戏和传奇中移植了一些剧目，如《珍珠记》、《卖水记》、《长城记》、《八义记》、《三元记》、《鹦鹉记》、《白蛇记》、《十义记》、《洛阳桥记》、《清风亭》、《乌盆记》和《摇钱树》等。这批传奇戏的增加，使弋阳腔的演出内容更加丰富，进而又把弋阳腔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

赣剧流行的地区，在明代主要是唱弋阳腔。清初以后，保留在这里的弋阳腔，因为战争的破坏而受到严重的摧残，原来上演的连台本戏大都失传，流行地区只剩下玉山、弋阳、贵溪、万年和波阳等地。这时在民间流传的弋阳腔，被大多数人称之为“高腔”，其中活跃在弋阳、万年的高腔班，还留下十八本高腔戏，以维持它的正常演出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使很多弋阳腔戏班，根本不能独立存在了。由于乱弹诸腔的兴起，在赣东北地区的戏班，有些便开始转唱高腔以外的其他声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使赣剧最终变成了个综合高、昆、乱三腔的剧种。

这种弋阳腔是继承南北曲的传统，并结合地方特点而创造出来的，其基本原因，就是用弋阳的方言土语来唱南弁的曲调，这才形成具有江西特点的新腔。这种新腔，在目连戏的阶段还带有浓厚的宗教音乐色彩。以后，通过连台本戏和传奇戏的演出，才使它摆脱了宗教音乐的影响，变成南戏中流传甚广，影响最大的戏曲声腔。在音乐体制上，赣剧弋阳腔的唱腔由各种不同的曲牌组成，从现在保留的曲牌来看，主要是唱南曲，也有属于北曲的曲牌。根据音乐乐唱腔的特点，这种声腔又可分为[驻云飞]、[江儿水]、[香罗带]、[新水令]等类。长期以来，这种弋阳腔一直是干唱和带有人声帮腔的形式，由于是用假嗓子翻高八度的帮腔，故对本嗓帮腔的声调而言，便自称为“高腔”。

赣剧从明代弋阳腔开始，到清代的乱弹诸腔以及昆腔的吸收，使它变成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多声腔的剧种，艺术遗产极其丰富。

由于产剧的形成按其声腔先后而分成不同的阶段，不仅在演出剧目上，每上阶段都有不同的进展，而且在班社的组织上，也经历了一些不同的变化。早在明代弋阳腔的阶段，戏班的组成，就有演员九人、龙套手下八人，乐队五人和管理戏箱的三人，加上班头和其他行当人员，每一戏班约为二十八人左右。其中演员九人即是九个行当，分为正生、上生、老生、王旦、小旦、老旦、大花、二花、三花等。因为赣剧的班底是弋阳腔，其脚色行当继承了南戏的传统，除南戏七脚以外，还增加老旦和二花脸，俗称“九脚头”。而乐队五人，其中鼓一人，大锣、小锣二人，大钹、小钹二人。明代的弋阳因为是干唱形式，除以唢呐伴奏的吹找曲牌以外，再没有使用其他的管弦乐器。而唢呐是司钹者兼吹。清代以后，在饶、广两府出现的乱弹腔，最初只比高腔的乐队增加一个，即鼓一人，大锣、大钹为一人（同时兼司两种乐器，又称“夹手”），小锣一人，习称“武场”。而文场有胡琴一人，二胡一人，三弦一人，月琴一人（由司人锣者兼），共有六人。其他组成人员与高腔班同。清末以后，由于赣剧演出剧目的增多，在演员方面又增加若干人，其脚色行当出现了武生、二旦、茶旦、粉旦和四花。加上原有的九人为十四人。这时的赣剧班社为三十六人者，便称之为大班；二十四人者称小班。而很多大班的演出，集中体现人赣剧的艺术水平。

赣剧供奉的祖师爷，亦名为老郎神，俗称“田府正堂”，这是南戏传给弋阳腔的祖师父。而明代的弋阳腔是从浙江杭州传入的南戏为基础，结合江西的地方特点而产生的，故赣剧祖师爷才有“杭州西门外铁板桥头二十四位老郎师傅”之说。清代以后，赣剧的老郎神改为唐明皇。在广信府的玉山班里，亦有供奉田、窦、葛三位祖师的。尽管祖师爷有这些不同说法，祖师爷的诞生日都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而赣剧的老郎庙只在玉山县发现一处，可惜现在已经不存在。这是赣剧祖师的一般情况。

清代道光以来，随着外来戏曲流入和本地乱弹戏盛行，这种弋阳腔便逐渐衰落下去。及至光绪初年，赣东北除少数地区还有高腔流行以外，大多数地区几乎都是乱弹戏的势力范围。当时万年县朱田街附近，还剩下老义洪、三义洪和新义洪等三个高腔班，演员多系万年县人。相传赣剧旧有十八本弋阳腔戏，还能演出的有《珍珠记》、《卖水记》、《三元记》、《白蛇记》、《鹦鹉记》、《十义记》、《乌盆记》、《摇钱树》、《龙凤剑》、《古城会》、《青梅会》、《白袍记》、《金貂记》等十三种，另有《报冤亭》、《八义记》、《长城记》、《清风亭》、《活阳桥》等五种只存一些折子戏，全本早已失传。光绪十八年（1892）老义洪班被乐平县界首马家接收过去，更名为“马老义洪班”。从此，赣东北地区的弋阳腔便传至乐平县为活动中心，陆续培养一批人才，出现了弋阳腔的复兴局面。光绪三十年时，乐平县秧坂马家以婺源的洪富林徽班为基础，并从浙江金华请来一批昆腔艺人，组成一个昆腔班，名为“万春”。他们竭力提倡昆曲，并以此与义洪班相互媲美。不久，浙江演员返籍后，万春班被迫解散。现在赣剧中的昆腔正宗戏，大部分是万春班传下来的。

和老义洪班同时流行的，还有一种唱二凡西皮和秦腔拨子的饶河班，又名饶河戏。其活动地区为饶河流域各县，远至安徽祁门、至德等地。当时饶河戏的主要班社大部分集中在乐平一带，如老亲生、老同庆、老采福、老同乐、新同乐等，都是道光、咸丰年间出现的班社，故其班名加用一个“老”字，在老班之后成立的才用“新”字。再后有大同乐、天庆同乐、明经同乐等。据说在光绪二十年前后，乐平义洪班的王裕发开始反弋阳腔传授给饶河戏艺人，继而又有李三保、余兴寿、汪兴师等人搭入了饶河戏班。从此，饶河戏中亦演唱弋阳腔。直到民国初年，饶河戏的大同乐、明经同乐和赛同乐等班，也因为演唱弋阳腔而与义洪班具有同样的地位，当时被称为“乐平四大名班”。直到义洪班散班后，洪西的弋阳腔才由饶河班将它保留下来，由于高腔、昆曲与乱弹的合演，使饶河班便成为赣剧的一个流派了。

在广信府方面，最早形成的玉山班和贵溪班，分占广信府属各县。而玉山与贵溪地处广信府东西两个咽候，横贯信江，又是水陆要冲。玉山和浙闽两省犬牙交错，自古就是产通孔道。而弋阳、贵溪是赣剧的发源地。自清乾隆以后，由于乱弹腔的盛行，在玉山和贵溪两地便出现一种高腔、乱弹的合班。道光间，玉山县城的戏曲演出，仍然是“弋多昆少”。光绪以后在玉山县在紫云、彩云、紫玉云、鸿云、大庆和等班，还能演出少量的名为“弋阳腔”折子戏。而金云和高云等班演唱的“昆阳腔”，却是弋阳腔受昆曲影响而产生的。演出剧目有四本《水泊梁山》（即《水浒传》）和四本《观音游十殿》等，另有部分单出高腔戏。其他的玉山班则唱乱弹腔了。在贵溪县，清光绪间的高腔班还能演出弋阳腔的连台本戏，如《目连传》、《三国传》、《西游记》等。后来，贵溪班的高腔艺人转至万年县搭班，这里的弋阳腔也就销声匿迹了。除《目连传》以外，贵溪班所唱的《三国传》和《西游记》均改为乱弹腔演唱。民国以后，玉山、贵溪两地班社逐渐减少，在上饶、铅山等地先后办起赣剧的科班小麒麟、小乐云等。它们不仅取代了玉山、贵溪班的地位，活动于旧广信府各县，而且还经常出现于饶河戏的流行地区。从此，广信府流行的赣剧，因为不唱弋阳腔而只演乱弹，又自成一派，而上饶旧为广信府治，故对饶河班而言，自称为“广信班”。这是赣剧两大流派形成的情况。

在旧社会里，不少赣剧艺人曾进行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斗争。1902年，饶河班艺人在二花脸演员夏廷义(浑名混天麻子)率领下，参加了反青靛加税的武装暴动，江西全省为之震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领导建立的赣东北苏区，曾改造了一个赣剧旧戏班，加入红色演出团，赣剧艺人首次参加了革命的宣传演出活动。红军北上，赣东北苏区遭到反革命血腥屠杀，赣剧也受到严重摧残，兼之当时农村经济破产，民生凋敝，建国前夕，仅剩下景德镇和上饶两三个戏班。?

建国后，于1953年，赣剧进入南昌，并成立了江西省赣剧团。其后又创办了戏曲学校。 1960年建立了江西省赣剧院(下设三个团)，集广、饶两班于一堂，并把流行于都昌、湖口一带的九江青阳腔也划入赣剧范畴。至1985年，江西省共有十个赣剧团。曾先后到武汉、长沙、广州、福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以及安徽、山东、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演出。此外，还于1958年在弋阳创办了一个专唱高腔的专业剧团。

建国后，在50年代曾出现许多著名演员，如广信路的花旦潘凤霞、祝月仙，小生童庆?卓福生，正生乐一生，花脸陈犹红，青衣萧桂香，老旦李菊香和饶河路的旦角陈桂英、胡瑞华等。中青年演员有小生万良福、萧曼如，正生晏致健，花旦段日丽、熊振淑，青衣熊中彬、高金香，贴旦邹莉莉、童明明，武旦侯爱蓉、陈丽芳，老旦熊丽云，花脸汪炎振，小丑刘安琪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赣剧的发展如枯木逢春。1950年赣东北地区进入省会南昌，41953年正式成立了江西省赣剧团，不久创办了赣剧演员训练班，培养出一批弋阳腔子弟。在赣东北地区先后成立了九个赣剧团（其中弋阳县名为弋阳腔剧团）。1960年建立了江西省赣剧院。则时，作为赣剧的一种声腔，还将九江地区发现的青阳腔也纳入赣剧之中。1960年，东北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分别派员南下移植赣剧，一时出现了“南花北放”的繁荣景象。至此，赣别不仅受到省内观众欢迎，而且先后到过武汉、长沙、福州、厦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合肥、济南、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演出，在剧目演同方面，经过改革的弋阳腔，获得了“美秀娇甜”的奖誉。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赣剧又得到复苏。除江西省赣剧团外，全省恢复了十一个赣剧团（其中包括赣州地区兴国县赣剧团），原来属于赣剧的流行地区，如今又可见到赣剧的演出活动了。

艺术特点

由于弋阳腔具有“错用乡语”和“本无宫调”的特点，所以每到一地，便都能随乡入俗。在其发展后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特征：一、在剧目上，改调歌之，搬演昆腔剧目，并变原来连台戏为单本戏。二、在声腔方面，则不断地与各地民歌小调相结合，从而繁衍出了许多新的支派。据明人汤显祖、顾起元、王骥德等的记载，明代由弋阳腔派生的声腔有青阳腔、太平腔、徽州腔、四平腔等。其中名声最大的则是安徽的青阳腔，于万历年间(1573-1620)，达到了高潮，并以“南北时调”而著称于时。入清后，弋阳腔通称为“高腔”。清李调元《雨村剧话》说：“弋腔始弋阳，即今高腔。……各地则又有就京谓之’京腔’，奥俗谓之’高腔’楚蜀之间谓之’清戏’。”在江西，早期的弋阳腔班社在上饶、南昌、吉安等地建立了三大活动中心，北至九江，南达赣州，中到抚河。后因青阳腔入赣，致使江西本地的弋阳腔默默无闻，乃至汤显祖有“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之说(《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楚腔源于湖北汉水流域之襄阳一带，又称“襄阳腔”，后与汉剧二黄合流，正名为“西皮气”。清道光（1821-1850）时，传至赣东北地区。早期赣剧广信班艺人仍称西皮为“汉调”。赣剧饶河班西皮系从安徽传入（其原板中带有石牌调，今《二度梅》、《银桃记》等中有此唱腔）。这时，赣剧艺人亦效汉剧，将西皮与二黄结合，使江西乱弹腔最后定型。于是，一个以弋阳班社为班底，以皮黄为基础,包括来自浙江浦江班的浙调、浦江调，传于安徽的吹腔、拨子以及发脉于陕西的秦腔等各类声腔,在赣东北地区熔铸一炉，组成高、乱合班，替代了单一的弋阳高腔班。光绪二十年(1894)，最后一个弋阳腔班社乐平义洪班也演唱乱弹腔，接着许多高腔艺人，如生角李三保、旦角余兴师和净角汪兴师等都陆续兼演乱弹戏。?

昆曲渗入赣剧，最早是清初的玉山班，乾隆(1736-1795)以前，昆曲在江西的活动范围仅局限于南昌、九江、赣州等城市，对赣东北农村影响不大。光绪二十八、九年(1902-1903)，婺源洪福林昆班被乐平秧坂马家接管经营，名“万春班”，后又从浙江金华、兰溪邀请部分演员，演出草昆剧目。 广信班昆曲系由徽班传进，剧目曲调较为丰富。

从此，高腔、乱弹腔和江西化了的昆曲三者合流，形成了赣剧。?

赣剧主要流行于赣东北一带，有两大流派，习称“饶河班”和“广信班”。饶河班流行于饶河流域，原先以鄱阳(今波阳)为中心，后转移于乐平，包括万年、余干、余江、德兴、浮梁和景德镇，远至皖南的祁门、至德等地。

光绪年间(1875-1908)，乐平界首马家，把仅存在万年一带的弋阳腔王老义洪班接收过来，兼唱乱弹，改名“马老义洪班”。1938年，义洪班最后散伙，至此，饶河班以演乱弹为主，兼唱高腔。广信班流行于广信府各县，分别以贵溪、玉山两地为中心。自宋代起，玉山就是戏曲活动繁盛之地。明初，主山即有演唱道士曲的“目连班”(后专唱弋阳腔)。清初，昆弋结合，出现了“昆阳腔”，康熙间还兼唱宜黄腔：至乾隆时，组成高、昆、乱的“三合班”。辛亥革命前后，贵、玉两班 汇合，其活动中心转入上饶，扩至广丰、铅山、横峰、弋阳，并传人浙西、闽北等地。?

广、饶两派皆系弋腔班底，饶河班因长期囿于一方，故保持更多的古朴特色，唱腔豪迈、粗犷、醇厚；广信班则口受外来剧种的影响，唱腔较为幽婉而俏丽。辛亥革命后，一批浙江演员先后入班，带来了浙江乱弹的艺术养料；30年代，又产生了以苗金凤、吴桂兰、吴春梅、杨桂仙为代表的四大坤旦，从此，生、旦戏逐渐占据了首位，因而促使了广信班表演艺术的重大改革。?

赣剧班社大体有四种类型：一、串堂班，又名“坐堂班”，另有“档子班”，皆系女子组成。两者都是一种戏曲清唱，不彩扮表演，围桌而坐，和琴而唱，盛于清嘉、道年间的广信地区。二、太子班。属业佘性质，闲时聚，农忙散，是逢年过节或酬神赛会的临时性班社。三、找子班，亦称“共和班”。由演员自行联合组成。公开帐目，按行分红，自制班规，民主管理。四、包由帐班。由班主聘请演员，每年分两季订立合同。 ?

其主要班社饶河班有乐平四大名班。即马老义洪班，原系万年珠田街官园王家班，叫王义洪班，光绪十八、九年由乐平界首马家接收，改名为马老义洪班。饶河名小生马月泉，即是该班台柱，擅演高腔剧目《珍珠记》中的高文举，《卖水记》中的李彦贵，《定天山》中的薛仁贵，《摇钱树》中的崔文瑞等。赛同乐班，原系老彩福班，由乐平众埠徐家组建。1914年被渡头李家接班，改名赛同京，1927年散班。大同乐班，由乐平天济村彭家起斑。约建于清末民初。明庆同乐班，宣统三年（1911年）由乐平黎家桥胡家起班。1923年，班主又另组长金同乐班。1935年明庆同乐班散班。?

其他乐平班社有：老新生班，乐平节渡韩家起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散班；洪福班，不知起于何时，光绪十年(1884)尚在演出；紫同乐班，不知起于何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仍然存在；新同乐班，咸、同年间，由杨家坞王家人起班；老同庆班，光绪年间由王叶村王家人起班，1914年散班，后改为双庆同乐班，1931年散班；老同乐班，咸丰年间，由乐平鹭鸶埠程家人起班，1923年散班；天庆同乐班，天庆村彭家人起班，1929年散班；新赛福班，上天集徐家人起班，1929年散班，原系科班；长金同乐班，1923年起班，1930年散班。?

此外，各地饶河班还有：弋阳马鞍山的紫和班，鄱阳(今波阳)高曹坂的黄家班，浮梁的陈家班，活动于浮梁、景德镇和祁门等地。

以上三班都是光绪年间的班社，活动地区已达皖南。饶河班最后一批高腔演员、乐手50年代仍健在，1953年，相继转入江西省赣剧团高腔训练班任敦。他们是小生郑瑞笙、老且龚泰泉、大花李福东、二花叶三义、小旦俞禄喜、小丑徐霜林、小生王友发、老生李南水、正生徐维栋、小丑马义泉、上手王会仕、鼓板夏义昌。

赣剧现在的高腔有弋阳腔和青阳腔两种，其中弋阳腔一直保持“其节以鼓，其调喧”的原始风貌；青阳腔由安徽传入江西北部的都昌、湖口、彭泽一带，因它和弋阳腔有历史渊源关系，1957年被发掘出来后，亦归入赣剧演唱。在音乐上,除青阳腔的“横调”、“直调”以笛子、唢呐伴奏外，都以锣鼓助节，不用管弦，一人干唱，众人帮腔为特点。弋阳腔高昂激越，青阳腔柔和婉转。由于青阳腔具有通俗流畅的“滚唱”，在扩大上演剧目和丰富艺术表现力方面较弋阳腔更胜一筹。高腔曲调结构均为曲牌联套体。

赣剧的乱弹腔，以“二凡”、“西皮”为主。“二凡”、即二簧，来自本地的宜黄腔，“西皮”传自湖北汉剧。乱弹腔曲调平直朴素，板眼大致与京剧相同，但无慢三眼的唱法。此外尚有“唢呐二凡”和“反调”。其他声腔有文南词、秦腔（即吹腔）、老拨子、浙调、浦江调、安徽梆子、昆腔等，其中文南词主要从民间说唱音乐演变而来，又分文词（亦称北词）、南词和滩簧三种；其他的则大多来自徽班和婺剧。

赣剧由于长期演出于赣东北的广大农村和城镇，所以其舞台艺术逐渐形成了一种古朴厚实亲切逼真的地方风格。表演夸张、强烈、凝练、细致，如《珍珠记》中夫妻相会甩书、挥帚、跪抱等强烈而朴质的表演；《张三借靴》一剧中通过祭靴、摔靴、脱靴等情节，揭示出财主吝啬的夸张手法；《藏孤出关》中以眼神、水袖表达感情；《幽闺拜月》中以舞蹈刻画性格；《送饭斩娥》中用步法塑造人物，以及《黄鹤楼》中巧妙地运用一连串无言的喜剧性表演，把刘备、周瑜、赵云三者之间的内心冲突，刻画得淋漓尽致。

明代弋阳腔演出“目连戏”，其武打技艺场面热烈火爆。几百年来，赣剧一直保留着这一传统。如两军对阵，双方主帅先以简单的刀枪交锋，然后便转为杂技表演，名之曰“清”或“打台”，开始双方士卒齐齐翻扑，继而逐个单翻，各显技能，再是对打，有三节棍、九节鞭、窜椅子、大板凳；有时还加入窜火圈、三上吊、抛钢叉。真刀真枪，复复套数，边打边喊，满台雷动。后因京剧的影响，才逐渐改为刀枪把子的武打表演。

赣剧高腔演出的另一特点是古朴，富有生活情趣。在《江边会友》中老艺人李福东饰尉迟恭，演来豪放气雄。当尉迟恭钓鱼，钓着一只螃蟹时，用双手装作扳下螃蟹的双钳，向江面丢去，并念道：“漫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此时连续做了几个幅度较大的舞蹈动作并通过面部表情的急剧变化，把尉迟恭内心对李道宗的憎恨集中表达出来，而那些上船、解缆、持竿、装饵、抛丝、举竿等动作，都具有生活气息，并富有感情。脸谱、化装近于明代弋阳腔勾法，为黑白两色三瓦形，较青阳腔的黑、白、红三色和东河戏的图案满面显得更为原始。

赣剧高腔表演上第三个特点是歌舞结合，歌启舞动，舞在歌中，丝丝密扣。如《珍珠记》中婀桥分别》一场，在如诉如泣的〔风马儿〕“套曲”音乐声中，配以高文举与王金贞两人舞蹈，表现了一对恩爱夫妻如胶如漆依依惜别的感情。高文举下场，王金贞踮足远眺，此时小锣轻敲，由慢而快，由急而缓，最后渐渐轻去，再起〔三春锦犯〕的女声小合唱“人儿去，鸟儿飞，花间人去柳烟迷，欲抬望眼无高处，立尽斜阳不忍归”，细腻而强烈地表现了王金贞目送丈夫远去的复杂心理。后在《书馆相会》中，高文举的抛书、提灯、开门和王金贞的举帚、甩袖，跪抱等一系列动作，都在〔江儿水〕的畅滚唱腔中一气呵成。?

在弹腔中，既保持了清代“花部”的“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的表演风格，又因丑角戏的大量出现，悲剧中穿插喜剧手法，以及乡音俗语的运用，使舞台效果更为突出。如皮黄戏《黄鹤楼》，唱白并不多，但通过一连串无言的精采表演，将刘备与周瑜、赵云之间的微妙关系用喜剧形式处理得妙趣横生。又如《断桥》中三人翩翩舞蹈，《装疯骂殿》中赵艳容的各种手指和眼神，《夜梦冠带》中崔氏的集生、旦、净、丑于一身的表演动作，以及嗜秋配?捡芦柴》中秋莲、春发和乳娘的画线为界、以静为动的舞台调度，都是赣剧弹腔表演艺术的精华。?

赣剧的音乐演奏可以分为高腔、昆腔和弹腔三大类。其弹腔又包括二凡、西皮、秦腔(即吹腔)、拨子、浦江调、上江调、浙调、安徽梆子、南北词以及民歌小调。?

高腔是曲牌联套形式，旋律具有民间五声音阶特征，也有以“4”、“7”移位或旋宫，属南戏声腔范畴，但参有北曲曲调。明朝时有曲牌四百余种，今保留在赣剧中只有百佘支。其中出于南戏的曲牌有仙吕宫〔鹧鸪天〕、〔皂罗袍〕、〔傍妆台〕、〔八声甘州〕、〔甘州歌〕、〔一盆花〕、〔桂枝香〕、〔二犯桂枝香〕、〔一封书〕、〔掉角儿〕、〔不是路〕；双调〔新水令〕、〔清江引〕；高调〔得胜令〕；般涉调〔要孩儿〕；此外还有〔辽水令〕等。 ?

赣剧的高腔曲牌结构，基本上符合南北曲的格律。因曲体本身的富于变化，又构成了曲牌唱腔丰富的表现力。具体方法有：一、依照剧情需要，同一曲牌常有多种变体，从而产生不同的性能，如噻江边会友》和《张三借靴》的〔大汉腔〕。二、重复使用正体主曲，或正；变体曲牌的交替联结，造成强烈的戏剧效果，如《法场生祭》的〔驻云飞〕。三、随着剧情的发展，突出板式的变换，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如《珍珠记?书馆相会》的(江儿水L四、由板式结构不同，所表现的感情色彩也不一样，如《僧尼会的〔新水令〕。五、根据不同的行当，选用相对定型的由牌，塑造各种行当性格，如旦行的〔下山虎〕、净行的〔皂罗袍〕和生行的〔醉太平〕。曲调与“散头”、“夹白”、“帮腔”在戏中的交替使用，特别是在文字较艰深的曲调中插人“滚唱”，使舞台场面更为活跃。?

赣剧高腔音乐特点有四个方面：一、干唱。锣鼓伴奏，人声帮腔。二、腔调自由。有格律而不为格律所限随口歌唱，自由行腔。三、旋律少变、节奏简单。其旧认无慢板。流水板节奏之快，犹如江水一般，字多音少，一泄而尽。四、“滚白”与”滚唱气“滚白”系夹于牌唱胜之中，似念非念，似唱非唱的韵白，是一种表现人物和烘托环境的独特形式。“滚唱”，即为五、七言诗句或通俗成语，似流水板之节奏速度。?

建国后，高腔增加了管弦伴奏，按剧目情况，分别定出托唱乐器和帮腔乐器。生旦为主的剧目，以箫、笛、琵琶为主奏乐器，二胡、中胡、篌管应之。在人声帮腔上七有男女和混声帮和之分。 由于这些改革，使赣剧高腔在保持原有高亢激越的特点外，增入了柔和优美的旋律。?

昆腔曲调与苏昆不尽相同，唱法不甚讲究，吐字多为音土语，地方特色较浓。大体有三种类型：一、吉庆戏如《十福八仙》、《遐龄八仙》、《对花八仙》，大多用唢呐牌子，有〔清水令〕、〔点绛唇〕、〔喜迁莺〕、〔雁儿舞〕等。二、单折戏。即昆腔武戏，其曲牌使用较为完整如《单刀赴会》联曲与《缀白裘》本几乎相同。三、雨夹雪即在弹腔戏中夹入若干昆曲片段，多系唢呐牌子或合，曲牌。剧目有《凤凰山》、《铁弓缘》、《无底洞》、《龙凤配》《绣花球》、《三岔口》、《清官册》、《雌雄剑》、《白蛇传》等。?

赣剧乱弹腔中的曲调，主要是唱二凡和西皮。这种乱弹腔的二凡，是由江西的宜黄腔传入的，其名为“二凡”而不叫“二簧”，也正是保留了宜黄腔的俗名。清代乾隆间，旧属饶州府浮梁县的景德镇窑户演戏，就出现一种“弹腔”（见郑廷佳的《陶阳竹枝词》）。所谓“弹腔”即乱弹腔的简称，亦即宜黄腔。可见此腔已经传到了饶州地区，并且受到瓷器工人的欢迎。不久，在饶州府境内形成的饶河戏，便以宜黄腔的“二凡”为其主要的声腔。与此同时，在广信府的玉山、铅山、弋阳、贵溪等县，因为靠近抚州、建昌等地，也变成宜黄腔的流行地区。过去赣剧贵溪班的艺人就称二凡为“宜黄调”，以及铅山乡村坐堂班清唱的赣剧二凡，在手抄本中亦标明“宜黄调”，以及铅山乡村坐堂班清唱的赣剧二凡，在手抄本中亦标明“宜黄调”等等。根据饶、广两路戏班调查的情况，在赣剧中专唱二凡的整本大戏，有六十九种，其中有三十五种来自宜黄腔，如《四国齐》、《上天台》、《打金冠》、《万里侯》、《下河东》、《清官册》、《三官堂》、《双贵图》、《奇双会》、《碧玉簪》、《百花台》等等。这种整本大戏。仍按宜黄腔的原始面貌来演出，故事性完整，有头有尾，如《打金冠》一剧，演薛刚反唐故事，主要场次有“薛刚扫院”、“阳河摘印”、“法场换了”、“观画跑城”等；《三官堂》演秦香莲与陈世美故事，主要场次有“香莲闯宫”、“琵琶上寿”、“三官堂”、“秦香莲挂帅”、“女审”等。另有三种二凡剧目是根据高腔本改编的，如《江天雪》演崔君端、郑月娘的故事；《避尖珠》演包拯为伍迎春伸冤的故事；《清风亭》演张继保忘恩负义的故事。明代在江西演出的高腔，有《崔君瑞汪天暮雪》、《袁正文还魂记》和《清风亭》等，就是上述三剧的底本。饶河班和婺源徽班的交流中，还吸收了徽剧的剧目，如《黑驴报》、《万寿亭》（又名《全家福》）、《双合印》、《忠义缘》、《雌雄剑》、《翠花缘》。这些戏原来是唱吹腔拨子，它们传入赣剧中皆改唱二凡。以上共有四十四种，还剩下二十五种是向其他剧种吸收的。显而易见，赣剧吸收宜黄腔后，在剧目方面又得到很大的发展。

赣剧乱弹腔的西皮，是在清道光间由湖北汉剧中传来的。最早专唱西皮整本大戏的仅有《青石岭》、《祭风台》、《西川图》、《木门道》、《彩楼配》、《回龙阁》、《天门阵》、《阴阳镜》、《花田错》、《双江宴》、《胭脂褶》、《双玉镯》、《铁弓缘》和《春秋配》等十四种。加上后来增加的二十三种，共有三十七种，赣剧吸收西皮调之后，仍以二凡为主。由于西皮宜黄两腔的合流，使饶、广两路的剧目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广信班专唱二凡的剧目，有些在饶河戏中就增加了西皮调，如《破庆阳》（《李广催贡》唱西皮）、《四国齐》、《凤凰山》、《肉龙头》（《高平关》唱西皮）、《万里侯》、《下南唐》（《斩黄袍》唱西皮）、《清官册》、《奇双会》、《翠花缘》等。赣剧受汉剧的影响，除了西皮调以外，还有很多皮簧合流的剧目也被赣剧吸收进来了，如《焚鹿台》、《鱼藏剑》、《铁笼山》、《九莲灯》、《翠花宫》、《九焰山》、《鸡爪山》、《满堂福》、《双潼台》、《二皇图》、《赐金盔》、《日月图》、《铁冠图》等等。而赣剧西皮调的传统折子戏有一百三十余出（在整本戏内的除外），大都是湖北汉剧传来的。赣剧二凡西皮的唱腔，和宜黄戏、汉剧的曲调基本相同。唯独没有[慢三眼]的唱法，唱腔朴实纯厚，小生、小旦每句尾腔常有高八度的小嗓本唱，和北方梆子腔唱法比较接近。

赣剧乱弹腔的秦腔的老拨子，主要来自安徽的石牌腔。其中秦腔即是以笛伴奏的“吹腔”。拨子俗称“老拨子”，用海笛托腔。据清乾隆间江西巡抚郝硕查办戏曲奏折的记载，当时的九江、饶州和广信等府，这种石牌腔是“时来时去”的。赣剧的石牌腔，最早出现在饶河戏中，至今波阳县的饶河班称其吹腔的曲调，其女腔为“石牌”，男腔为“秦腔”。主要代表剧目有《奇双会》、《碧莲洞》、《朱仙镇》等。在广信府方面，这种吹腔，不分男女腔，都一律名为“秦腔”（此调在广信府傀儡班中名为“婺源调”）。和饶河班相比，广信班的秦腔拨子戏较多，共有三十四种。其中最先从婺源班传来的，有《朱砂痣》、《珍珠衫》、沉香阁、《八美图》、《珍珠塔》、《刁南楼》和《大香山》等七种。在广信班中，这种秦腔拨子由于受到观众的欢迎，又将一些二凡西皮戏改成秦腔拨子来演唱，如《黄金塔》、《南楼会》、《凤凰山》、《奇双会》、《江天雪》、《百花台》等。而高腔改为秦腔拨子的，则有《摇钱树》、《洛阳桥》、《孟姜女》、《五行山》和《观音游十殿》等。在音乐唱腔上，和赣剧秦腔属于同一系统的腔调，还有一种“松阳调”（即枞阳腔），剧目有《桂枝写状》、《浪子踢球》等。赣剧秦腔拨子的曲调变化不大，秦腔是轻松活泼，婉转动听，老拨子曾用竹梆击板，声调凄厉，适合表现悲怨和激昂的情绪。而石牌腔的拨子，在赣剧中出现一种新的变化，即用西皮调的胡琴伴奏，将它变在赣剧西皮的一种唱腔，名为“石牌调”。赣剧饶河班的《杏元骂相》、《银桃记》和《泗州城》等剧，都有这种唱调。

赣剧乱弹腔的浙调和浦江调，是从浙江的乱弹戏中传来的。其中，浙调即乱弹的“三五七”，浦江调即浦江乱弹的“正官二凡”。另有一种上江调即乱弹的“尺字二凡”。清末以后，随着浙江的乱弹戏班大量流入赣东北地区，这种浙江知弹的三五七和二凡，首先被广信府的玉山班和贵溪班加以吸收，然后，通过广信班的传播，不仅饶河班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在建昌地区的南城、广昌等地的乱弹班，也照样搬演这种来自浙江知弹的剧目和唱腔。这些戏班受到浙江乱弹影响较大的，自然就是赣剧的广信班；上演剧目仅整本大戏有二十余种，如《审金钗》、《碧桃花》、《玉蜻蜓》、《龙凤钗》等等。其中包括原来是唱赣剧二凡的《锦罗帐》、《百花台》、《合玉环》、《碧玉簪》、《翠花缘》、《玉麒麟》等六种，也都改为浙江乱弹了。赣剧的浙调和浦江调，与浙江婺剧的曲调和唱法大体相同。浙调以笛伴奏，曲调愉快优美，上江调以海笛伴奏，曲调高亢转折，而浦江调比上江调高亢激越，更带有强烈激动的感情。由于这种浙江乱弹的曲调类似秦腔的韵味，所以在赣剧中常将它们混在一起使用。

赣剧乱弹腔的梆子，是在民国初年传入的。一般称为“安徽梆子”。其曲调与河北梆子相似，唯调门略高，通常用小嗓演唱，以梆笛和二胡伴奏，并用梆子击板。据说，清末河北梆子和京剧同时南下到上海演出，俗称“两下锅”。后来传以安徽，变成“徽梆子”。再后从安徽传至江西，才被赣剧吸收进来。上演剧目有《汴梁图》、《蝴蝶杯》、《拾玉镯》和《三疑计》等等。

赣剧的文南词，是江西民间流行的说唱音乐，曲调十分优美，分为文词（亦名北词）、南词和滩簧三种。滩簧来自苏州，又称“苏滩”，因其受到昆曲的影响，采用了昆曲曲头和尾声，步伐有自己的不同特点。上演剧目有二十余种，大多数是由昆曲和高腔改编的，如《崔氏逼休》、《貂蝉拜月》、《尼姑思凡》、《蒙正辞灶》、《断桥相会》、《安安送米》等等。这种来自民间说唱的音乐。因为在赣剧乱弹班中的演出有较长年时间，捂 为也将它列入乱弹腔的系统。

赣剧中的昆腔，是清末由安徽和浙江传入的，曲调与正宗昆腔基本相同，唯其唱腔的吐字多带乡音士语。上演剧目属于正宗的昆腔戏不多，只有《关公训子》、《单刀赴会》（以上出于《单刀会》）、《疯僧妇秦》（出自《东窗事犯》）、《悟空借扇》（出自《西游记》）、《打措回书》（出自《白兔记》）、《插花功宴》（出自《宵光剑》）、《端午藏舟》、《相梁刺梁》（以上出自《渔家乐》、）《醉打山门》（出自《虎襄弹》）、《卸甲封王》（出自《满床笏》）、《对刀步战》、《别母乱箭》（以上出自《虎口余生》）、《水漫金山》（出自《雷峰塔》）等。另外，浙江杭嘉湖弋腔武班的《盘肠大战》、《打郎屠》、《扈家庄》、《收关胜》、《关战杨么》、《战金山》、《武举场》、《闹天宫》等。因其唱腔带有昆腔的韵味，也被赣剧艺人称之为“昆腔”。

此外，还有色彩绚丽的民歌小调和丰富多彩的锣鼓吹奏曲牌。小调用于插曲或生活小戏，今存一百多曲，但曲名大多遗失，分专用和公用两类。吹奏曲牌，则分别用于发兵、开打、巡游等。过场或某种类型之表演伴奏，有唢呐、笛子和弦索三种牌子。 另外，还有一种“花闹台”，即组合唢呐、笛子、弦索成套演奏的前奏音乐，旧时在乡间演出，于开演之前以此招引观众。

行当流派

近代赣剧的脚色行当，全面地继承了明代弋阳腔三生、三旦、三花三行九脚的传统。即正生、上生、老生、王旦、小旦、老旦、大花、二花、三花。清代中叶以后，随着剧目、班社的增长，其脚色也增加为十三人，称“十三太保”。生行增加了剧生一脚、花行添出四花一色，旦行重新组合，以大旦为首，贴补二旦、三旦、正旦、老旦、大花、二花、三花、四花。其后玉玉山的“上功班”分工更细，已达二十个正脚。分六生、六花、八旦，即生行中增入武生、老外：花行中增入武花、小化；旦行中将正旦并入二旦，另增出四旦、武旦、彩旦和茶盘旦。其各行根据角色的身份、性格、气度的分别，都有自己应功的戏路，弋阳诸腔剧目多演历史故事和家庭社会剧，故正旦、正生、大花有三大台柱之称。

正生：赣剧又称为挂须，大多扮演政军挂黑须之中年男角，文武全能，以唱为重，演高腔时多用本嗓，后来由于唱西皮二凡，增入管弦伴奏。“繁音促节，咿喇如话”，因而在唱腔的句间或句尾出现“啊”“呃”的衬字和变音，常用舌根翻高八度，俗称“边音”，赣剧弹腔生脚讲究本音“酥”，边音“秀”，忽高忽低，清越动听，其角色表演因戏而异，有的端庄凝重，有的风雅飘逸，有的刚健勇武，有的又迂腐寒酸。有蟒袍、靠把、官带、箭衣、褶子等戏路。如弋阳腔《长城记》的秦始皇，《八义记》的程婴，《龙凤剑》的黄飞虎，《十义记》的韩朋，《白蛇记》的刘汉卿，《青梅会》的吉平。弹腔戏有《金当隈》的薛丁山，《订阳图》的李广，《芦花记》的闵仲翁，《黄金台》的田单，《恩州驿》的梅伯，《伯牙抚琴》的俞伯牙等。另开脸戏有《三投唐》的王伯党，《土台档亮》的康茂才，《铁笼山》的姜维等。

小生：大多扮演剧中之青年男子，有雉尾、官衣、靠把、罗帽生等分别，唱做念舞，翻扑跌打都需胜任，踱方步，“重八挂”（注重脸部表情），唱弋阳腔用本嗓、乱弹腔则真假嗓结合，唱时不断用真嗓夹以发自舌尖的“窄音”和“子音”作为铺垫和美化，挺拔清柔，圆润自然。根据不同的情境、身份、做派各异，有的潇洒大方，有的娟秀斯文，有的风流倜傥，有的英俊骄捷，亦文亦武，唱做并重。如弋阳腔戏有《珍珠记》的高文举，《卖水记》的李彦贵，《金貂记》的薛仁贵，《八义记》的韩厥，《摇钱树》的崔文瑞，《三元记》的商辂。弹腔戏有《临江会》的周瑜。《双潼台》的刘高，《双龙会》的杨五郎，《双合印》的董洪，《清河桥》的养由基，《紫金镖》的杨继业，《碧莲洞》的朱延渊。弋阳腔《乌盆记》勾脸的包文正也属小生当行。男扮女装戏有《日月图》的汤子严，《龙凤钗》的刘国宝、《花田错》的卞济等。有的亦演髯口戏，如《一捧雪》的戚继光，《临潼关》的秦琼，《洪羊洞》的赵德芳，《马贷斩延》的马贷等。

老生：大多扮演岁数较大的男性长者，戴白髯或黪髯。白口上韵，唱本嗓，苍老称健，刚柔相济。此行多扮忠臣良将，贤士义仆等正面人物。弋阳腔戏有《定天山》的程咬金，《龙凤剑》的比干，《清风亭》的张元秀，《八义记》的公孙杵臼。弹腔戏有《节义贤》的刘子忠，《万寿山》的苏全文，《端午门》的狄仁杰，《御桑园》的邓伯道，《青龙庵》的唐高宗，另《博望坡》的诸葛亮《不持须》也属老生当行。

副生；亦即次要老生。有《木门道》的姜维，《取荥阳》的张良，《晋阳宫》的裴寂，《东川图》的利备，《大余镯》的杨青等形象。

老外：专演白髯老者。有《降天雪》的王卞，《三搜索府》的老伯。

武生：扮演武功高强之男子。剧目有《武松打店》的武松，《男三战》的吕布，《二龙山》的张青，《九龙山》的杨再兴，《神州打擂》的燕青，《女三战》的张叔夜等。由外来剧种传入的戏有《九龙杯》的杨香武，《五虎庄》的史文恭，《潞安州》的陆文龙，《太平府》的呼延灼，《鸳鸯桥》的花蝴蝶，《汤怀自刎》的汤怀等。

大旦：即小旦。在明代弋阳腔时期，尚为旦色中之次要脚色，如《金貂记》的刘翠屏，《珍珠记》的温金婷，《卖水记》的丫鬃春香等。清初江西乱弹腔兴起，婚姻爱情戏相继增入，渐而跃居首位，至后来，一切剧中凡旦行之当家角色均由小旦包任，故称“包台旦”，又名“大梁旦”，俗呼“驮梁旦”，扮演剧中之青年女子，要求文武精通，唱做全能。其唱做应功的帔褶戏有《碧桃花》的洪丝绣，《玉蜻蜓》的三太志贞，《三仙炉》的白翠花，《乡鸳鸯》的伊秀英；灵巧活泼的背褡戏有《烈女配》的桃花，《花田错》的春兰；放荡泼辣的裙袄戏有《金莲调叔》的潘金莲，《翠屏山》的潘巧云，《借茶活捉》的阎惜姣，《海潮珠》的棠姜，《皮匠杀妻》的林玉兰，《焚鹿台》的妲已，《寿阳关》的宋氏等；清丽英爽的蟒靠戏有《青石岭》的苏艳庄，《雌雄剑》的穆飞霞，《珍珠旗》的双阳公主，《七星剑》的穆桂英，《摇钱树》的张四姐，《辰州会》的扈三娘，《下南唐》的刘金定，《铁方梁》的东方氏等；刚健阿娜的短打戏有《过江杀相》的萧桂英，《二龙山》的孙二娘，《十梁岗》的顾大嫂，《泗州城》的鲤鱼精等，小旦还有开脸戏，如《四国齐》的钟无盐，《禹门关》的杜金娥，《葵花岭》的杨排见以及戏中戏《月明楼》中的张飞等。赣剧大梁旦尚兼演小生，俗称三项半金冠戏，例如《祭风台》的周瑜，《清官册》的赵德芳，《老君堂》和《官门事》的李世民。

二旦：二旦次于大旦，在两旦当行者中，便有一色为二旦应功，如《姑嫂比武》的大旦是樊梨花，二旦即薛金莲；《花田错》大旦春兰，二旦刘?玉；《李渊抛宫》大旦张妃，二旦尹妃；《法门寺》大旦孙玉姣、二旦宋巧较；《苗峰塔》大旦白素贞，二旦青儿等。因赣剧无贴补小生，故扮演剧中少年孩童者皆由二旦应承，有《奇双会》的保童，《桑园寄子》的邓元，《玉蜻蜓》的元宰，《东川图》的刘禅等。

三旦：大旦、二旦之外，召唤加演小戏，就由三旦主演。

正旦：系江西各路高腔剧种中之主要行当，扮演娴静典雅，温良贤慧的中青年女子，讲韵白，唱小嗓，以唱工为主，一般多为正、悲剧人物，弋阳腔戏有《目连传》的刘氏，《金貂记》的薛妻，《珍珠记》的王金贞，《卖水记》的黄月英，《十义记》的李翠云，《三元记》的秦雪梅，《鹦鹉记》的苏英，《白蛇记》的王氏，《龙凤剑》的贾氏，《八义记》的庄姬，弹腔戏有《寿阳关》的赵锦棠，《大金镯》的杨素贞，《下南唐》的陶三春，《三官堂》的秦香连，《双官诰》的王春娥。兼演生脚戏，有《龙凤配》的周瑜，《双带箭》的李世民，《蓝田带》的魏王，《打蔡府》的郑天寿等。

武旦：常扮英俊、威武、豪放刚健之女将、女侠等人物，动作幅度大，重道白，讲究翎子、腰腿、把子武功。剧目有《禹门关》的杜金娥，《武松打店》的孙二娘，《女三战》的扈三娘。另由大旦改为武旦戏有《擒黑氏》的黑凤英，《汴梁图》的柳瑞连等。

老旦：俗称老妈旦，或名夫旦，扮演剧中老年妇女，唱白用本嗓，弋阳腔有《珍珠记》有老女仆，《摇钱树》的崔母，《清风亭》的张元秀妻。但也有以净行扮演者，如《白蛇主》的张氏，仍保留南戏旧制。应功戏有《七星剑》的萧银宗，《春秋配》的乳娘，《牧羊卷》的宋母，《蓝腰带》的王氏，《葵花岭》的佘太君，《装疯骂殿》的哑奴，《天齐庙》的吕后主母，《双别窑》的海狼三妻等。老旦戏路不多，大都扮演旗锣伞报，媒婆禁子一类杂色或作代角，如《芦花荡》的刘备，《祭风台》的黄盖（开红脸）等等。

彩旦：多演恶婆刁妇，有《珍珠塔》的姑母，《刁南楼》的禁婆，《下旗比武》的大丫鬟，《送亲演礼》的邓妻等。

大花：重唱做，脸谱多用红黑白三色，讲究功架气势，虎身龙爪，动作大开大合，唱腔用喉额音，偏重喉鼻。要求喉头似含水珠状，发音时滚滚起动，俗称“汉音”，其“叫口”和“笑”也与众不同。如叫口：“啊欧?–！”音住上提，声振四野；笑时；“欧！啊啊……”，“好哇！哈哈！哟吁，呵呵……”。这约吁的一声抽缩音，有粗犷的山野风味。所扮角色弋阳阳腔有《珍珠记》的温阁，《定天山》的尉迟恭，《鹦鹉记》的梅伦，《十义记》的黄巢，《兵飞传》的秦脍，《青梅会》的曹操等。弹腔戏有《飞虎山》的李克用，《定军山》的夏侯渊，《万寿亭》的贴木耳，《五行山》的孙悟空。

二花；所扮角色性格粗犷，跳顿有力，多重摔打扑跌刀枪把子等武功。唱念带哆音，偏重喉转舌尖音，称“珠砂音”或“坝音”。戏路有勇猛、豪爽、憨直、机趣狡诈，风恶之分。弹腔戏有《鸡爪山》的胡奎，《太行山》的柴桂，《五雄阵》的佘洪，《翻天印》的殷郊，《辕门射戟》的纪灵等。

三花：即丑脚，不说韵白，讲本地俚词俗语，唱念用本嗓，要求道白清楚伶俐，表演幽默诙谐，机灵滑稽，高翻矮步、喜怒哀乐、应变迅速。自弋阳腔“目连戏”始，丑行已显其突出地位，到乱弹戏演出时，每台必有丑，乃成为一剧中举足轻重的中心人物，蟒袍、官衣、靠把、褶子、腰裙、箭衣、短打皆有。如弋阳腔《金貂记》的李道宗，《定天山》的张士贵，《珍珠咏》的张千，《洛阳桥》的夏德海，《断瓦盆》的张别古，《阴阳界》的疯僧，《订阳图》的夏国舅；《对金钱》的王华，《叶保写状》的保叶保，《玉麒麟》的王固，《乡花球》的张教师；弹腔剧目专有三花当家主角戏，号称“三贼”、“三子”戏。“三贼”戏即《白鹤图》的一支兰，《雄雌剑》的萧孔道，《春秋配》的石敬坡；“三子”戏如《双贵图》的兰季子，《紫金镖》的东辽子。另尚须兼演彩旦诸色，如《碧桃花》的禁婆，《珍珠塔》的姑母，《碧玉簪》的冯母等形象。

四花：除代替小生开脸戏外，尚兼武净之职，如《水擒庞德》的于禁，《五行山》的沙和尚，《木门道》的司马师，《无底洞》的金钱豹，《大反唐》的薛癸等；并担任杂扮，一剧中若有两丑，必有一丑为四花扮演，如《打城隍》之阿狗，《瞎子以灯》的驮子等。

淮剧原称江淮戏、盐城戏或江北小戏。起源于江苏盐城、淮安、淮阴一带，流行于上海、江苏及安徽部分地区。

最初的淮剧是在苏北民间小戏“香火戏”的基础上，结合“门叹词”等民间说唱，在徽班演出的影响下形成的，早期淮剧以“老淮调”和“靠把调”为主。

60年代初，淮剧界正式确定建湖方言为淮剧的舞台语言。

历史沿革

在盐城、阜宁一带农村，历史上有僮子做香火的巫觋活动，其内容包括:祈求丰收做“青苗会”、“加苗会”；延福消灾做“太平会”、“火星会”等。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类演出内容不断丰富，经长期衍化，逐渐发展成为“香火戏”。

香火戏是苏北一种与民间鬼神信仰联系紧密的地方小戏, 又名“三伙子”、“三可子”等，最终形成于清同治元年（1862）前后。其唱腔由流行于境内的《香火调》和淮阴、宝应等地的《淮蹦子》组成。同时，香火戏艺人常与门弹词艺人结伙搭班，故香火戏中亦有许多曲调来自门弹词。

香火戏由童子演出。童子是从事祈福、求神、驱灾的巫师，所以也叫童子戏。童子们往往穿上戏装就是艺人，脱下戏装换上道袍就是巫师。童子戏的曲调为“童子调”，还有专门的剧目。童子们在办完祈神之类的活动后，便为众人进行表演。

门叹词是江苏盐城、阜宁一带流行的一种民间说唱，用来打板乞讨卖唱，就和落地唱书、道情、莲花落等一样。

徽戏班社进入境内之后，香火戏常与徽戏同台或合班演出，名曰“徽夹可”。鉴于香火戏的乡音土调颇受广大群众喜爱，于是一些徽戏艺人先后转入香火戏行列，香火戏亦因此得以大量吸收徽戏艺术成就而发展，表演从只唱不做到开始注重“一引、二白、三笑、四哭”等表演程式。另由于吸收徽戏武功，与其原有武术、杂技相融合，其间还出现了一些以武戏见长的演员。在大量引用徽戏剧目的基础上，淮剧剧目逐渐有了“九莲、十三英、七十二记”之雏形。到十九世纪60年代初，香火戏基本摆脱附属于巫觋活动的性质而独立。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苏北发生特大水灾，部分艺人来到上海，主要以拉洋车或在码头扛包谋生。民国初年，艺人韩太和、何孔德等在斜桥“江北大世界”等地，用筷子击盘，坐唱演出，称为“搭墩子”。后又演出于苏北人集中的三合街、太平桥、长安路、定海桥、大连湾路等地。1914，骆步蟾、骆步兴、吕凤安、武旭东来沪，做“香火”（即僮子），唱街头戏，继而发展到“拉围子”（用布拉成围子，观众在围子里看戏）售票演出。此时在坐唱的基础上有了简单的化装表演。不久，出身于梨园世家的何孔德，经艰苦创业有了衣箱，并吸收了流散在沪的部分艺人组合成班，为剧场演出创造了条件。当时，人们称这种演出为“江淮戏”。

1916年，陆小六子在闸北长安路开设了第一家演江淮戏的群乐戏园。翌年，马金标也在南市三合街开设三义戏园，于是江淮戏从街头演唱进入剧场。与此同时，苏北下河（盐城、建湖）地区和上河（淮阴、淮安）地区的艺人也纷纷来沪，同乐戏园、中华新戏园及沪西大舞台，遍及闸北、沪东、沪西及南市。在进入剧场之初，江淮戏仍是“三可子”、“徽夹可”演出形式。演出以“三出头”（如《隔墙相会》、《水漫蓝桥》和《罗凤英头访?二访?三访》等），以“二小戏”（小生、小旦）或“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

二十世纪20年代，一些京剧艺人先后加入淮剧班社，带来了京剧剧目、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淮剧艺术也不断从京剧中吸取养料，趋向成熟，进入“皮夹可”（或称“京夹淮”）阶段。

“皮夹可”时期江淮戏音乐得到发展，旦角艺人谢长钰在吸收京剧服饰和化装的同时，开始借鉴京剧的弦乐托腔。他与琴帅戴宝雨及演员陈为翰、何孔标一起，在〔呵大咳〕的基础上，吸收了京剧〔西皮原板〕的板式，创造了新腔，并用四胡（后改为二胡）取代单纯的锣鼓伴奏，因该腔运用胡琴伴奏，把行腔拉长，观众便称之为〔拉调〕，谢长钰也因此有“江北梅兰芳”之誉。

〔拉调〕的出现，是江淮戏音乐发展中的一次飞跃，并成为主调。流行于上河（也称西路，指淮安、淮阴一带）的〔老淮调〕，与流行于下河（也称东路，指盐城、阜宁一带的）〔呵大咳〕，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唱腔。由于老淮调过去简陋嘈杂，下河的观众难以接受，因此女艺人杨金花在1933年将高亢的〔老淮调〕加以软化，使之既有激越的西路特点，又有委婉的东路色彩，东西两路唱腔结合，形成了江淮戏的又一主体唱腔〔新淮调〕。

1939年秋，旦角筱文艳与琴师高小毛一起编创了二胡过门，以取代〔拉调〕起落板中的锣鼓伴奏，并将单一的落音多样化，丰富了唱腔旋律。这个新腔，是在拉调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快慢自由，男女皆可唱，表现情绪可悲可喜，较之〔拉调〕更具可塑性和抒情性，故称〔自由调〕。筱文艳也由此成为“淮剧皇后”。

至此，〔拉调〕、〔淮调〕和〔自由调〕就成为江淮戏的三大主调。伴奏乐器除原有的打击乐和二胡外，还有笛子、琵琶和三弦。乐器的增添，又促进了唱腔的进一步发展。1940年，筱文艳与筱云龙合作，在《樊梨花》一剧中，以〔自由调〕为基础，创造了擅长表达委婉、凄楚感情的〔小悲调〕；后又有人在〔自由调〕基础上，吸收锡剧的哀婉旋律，创造了〔大悲调〕，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1931的苏北大水灾和1945年的抗战胜利，大批江淮戏艺人相继来沪形成众多班社，著名的有何孔德的“何家班”、武旭东的“武家班”、骆步兴的“骆家班”、谢长钰的“谢家班”、单连生的“单家班”、顾汉章的“顾家班”、马麟童的“扶风堂”等。1945年，江淮戏联谊会成立，翌年改名为江苏戏公会（解放后改组为淮剧改进协会），成为淮剧艺人的活动中心，凡社会活动、组班邀角、人事纠纷、艺人福利等，都通过它办理或仲裁，淮剧这一剧种名称传遍沪上。

淮剧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成立了上海市人民淮剧团、江苏省淮剧团，各剧团建立剧本制和导演制，随之也相继有了编导队伍，并配备音乐、舞美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并整理和演出了大批的传统剧目。

从1949年到1966年十多年中，上海淮剧团编演传统剧，如《蓝桥会》、《千里送京娘》；现代剧《王贵与李香香》、《种大麦》等，分别获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剧本奖、演出奖和演员奖。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有《白蛇传》、《秦香莲》、《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女抢板》、《水漫泗洲》、《刘二姐赶会》、《探寒窑》、《琵琶寿》、《官禁民灯》、《女审》、《党的女儿》等，同时还涌现出筱文艳、何叫天、杨占魁、方素珍、张云良、李少林、马秀英、刘少峰、华美琴等众多著名演员。

上海淮剧的唱腔也有较大发展，如借鉴兄弟剧种的唱腔，创造的紧打慢唱〔急心调〕，于1952年首次运用于现代剧《王贵与李香香》，后广为流传。1953年由筱文艳创造的〔哭板〕唱腔多次运用于《白蛇传?断桥》中，该调将说白用〔散板〕形式演唱，不仅感情色彩浓厚，而且使说白与唱段之间有完美的过渡，沿用至今。

“文革”期间，多数剧团被解散，少数幸存的淮剧团移植上演了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淮剧音乐由于借鉴京剧表现手法，进一步丰富了唱腔的板式变化，但也出现了淮剧唱腔京剧化的倾向。

1978年后，淮剧艺术事业很快恢复，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原被解散的淮剧团先后恢复，上演了大量传统剧目，在现代戏的演出创作方面也取得显著成就。1977～1981年，《金色的教鞭》、《打碗记》、《一字千金》晋京演出，为盐城获得了“小戏之乡”的美誉。1982年省淮剧团被吸收为全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团体会员。1983年，江苏省淮剧艺术研究会在盐城成立。1985年，《奇婚记》在国家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中，一举荣获两个主演、两个配演、编剧、作曲、演出共7个一等奖；配演、导演、布景设计共3个二等奖，以及音乐伴奏奖和绘景奖。这也是江苏省自建国以来在历届会演、调演中取得的最好成绩。至此，淮剧已为全国戏剧界所瞩目。

艺术特点：

淮剧的唱腔音乐属板腔体，以[淮调]、[拉调]、[自由调]为三大主调。[淮调]高亢激越，诉说性强，大多用于叙事。拉调委婉细腻，线条清新，适用于抒情性的场景；[自由调]旋律流畅，可塑性大，具有综合性的表现性能。围绕三大主调而派生出来的一些曲调，如一字腔、叶字调、穿十字、南昌调、下河调、淮悲调、大悲调等，以及从民间小调演化的[蓝桥调]、[八段锦]、[打菜苔]、[柳叶子调]、[拜年调]等，都有各自表现性能的辅助曲调。各种曲调共一百多个，其主调的调式调性相近，基本为徵调式、商调式、羽调式三种类型，并均有完整的“起、落板”与“丢、接板”的结构形式，它们又和淮剧特有的伴唱锣鼓相连。

在声调的发展上，随表现内容的不断更新，淮剧的流派唱腔也出现了纷呈并茂的繁荣景象。早在淮调和〔呵大咳〕形成阶段（甚至在香火戏阶段），因为语言等因素，主体曲调就有东、西路派系之分。东路唱腔富于旋律，音调纯和；西路唱腔近似口语化，短促强硬。建国后，流行在江南的淮剧以自由调为主体贯串发展，清新明快；而苏北的淮剧，仍然保持以淮调、拉调为主要发展线路的做法，乡土气息甚浓。不少有成就的淮剧著名演员，从这些不同声腔体系中创造新腔，如筱派（筱文艳）、马派（马麟童）的自由调，李派（李少林）的“拉调”（闪板），何派（何叫天）的拉调（叠句、连环句）等。

淮剧的伴奏乐器、管弦乐有二胡、三弦、扬琴、笛、唢呐等，打击乐器有扁鼓、苏锣、铙钹、堂鼓等。打击乐在香火戏锣鼓基础上吸收“麒麟锣”、“盐阜花鼓锣”等民间锣鼓演变而成，现有[起板锣鼓]、[十字锣]、[蓝桥锣]、[磨坊锣]、[散板锣]、[掼板锣]、[慌锣]和配合身段表演的[清江谱]等。

淮剧表演上素称“能时、能古、能文、能武”，由于曾与徽剧、京剧同台演出，所以它较多地吸收了两个剧种的表演程式，同时又保持了民间小戏和说唱艺术的某些特色，如以唱功见长等。武打受徽剧影响较深。徐长山演《滚灯》，头顶一叠碗（最上面一只碗盛油点灯）钻桌上凳作“劈叉”、“倒立”、“乌龙搅”等动作；其它如耍盘子、耍火流星、耍手帕、踩木球等杂技，也大多从徽戏吸收而来。

角色行当：

淮剧的角色行当有生、旦、净、丑，各行又有分支。如生行分老生、小生、红生、武生，旦行分青衣、花衫、老旦、彩旦、闺门旦等。

早期的“三可子”，只有小生、小旦、小丑三个行当。后来受徽剧、京剧影响，才逐渐有所发展，有“大二三花脸，老少父母旦”之说。但也并非全部严格分行。如小生演员，也能唱老生、丑行。花旦演员，也能唱青衣、武旦。很多演员都是一专多能，文武双全。少数全能的演员，能担任淮剧所有行当的角色。

“三二三花脸”即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

大花脸一般都扮演较有身份的帝王将相角色。有以唱为主的。如《鞭断人》的尉迟恭。有以做为主的，如《封神榜》的纣王。还有一种专演白脸的奸臣，如《打严嵩》的严嵩等，此类角色阴险狡诈，狠毒奸恶，多以说白取胜，淮剧界称之为“粉脸”。

二花脸一般都是扮演较有武功的人物，如《汴梁图》的郭燕威等，身份较高，穿靠披甲，偏重刀枪“把子”，属“油二花脸”。《嘉兴府》的马快等地位较低，箭衣短打，长于跌滚翻打，为“摔打二花脸”。还有一种擅演“跳判”的花脸，如《探阴山》的判官等，被称为“做子花脸”。

三花脸亦称小花脸，即小丑。文的如《活捉》的张文远，要求口齿清楚，诙谐幽默。武的如《盗杯》的杨香武，讲究身手矫健，灵活自如。也有些“彩旦”角色，如《金钗记》的老王婆。

老少父母旦指的是老生、老旦、小生、小旦四个行当。

老生，凡年长的男性角色都包括在内。有以唱取胜的，如《白虎堂》的杨延昭。有以做为主的，如《扫松下书》的张广才。还有以身份区分的，如《小琵琶》的蔡崇监，被称为“贫苦老生”。《琵琶寿》的王廷玉，则称为“袍带老生”。还有需要具备基本武功技巧的一类角色。如《开封告状》中身份较低的田忠，称为“摔掼老生”。另外，《赞貂》的关羽，《秦香莲》的包拯等开红、黑脸谱的角色，在淮剧中，一般也都由老生应行。

老旦，凡年长的女性角色，全归老旦行当。偏重于唱的，如《探寒窑》的王母。较重于做的，如《清风亭》的贺氏等。

小生则扮演年轻的男性角色。包括文弱儒雅的文小生，如《郑巧姣》的桂中必等。武小生，如《白蛇传》的鹤童等。文武兼备的“文武小生”，如《牙痕记》的王金龙等。

淮剧中有许多家境贫困、命运坎坷的小生角色，如《珍珠塔》的方卿，《合同记》的王清明等，一般都以大段唱词见长。还有一种小生角色，风流潇洒，谈情说爱，如《访友》的梁山伯，《罗英访贤》的罗英等，表演时较为轻松活泼。为与其他较严肃的角色相区别，化妆时在额间多抹一滴红油彩，俗称“一滴油生”。

小旦，凡年轻的女性角色，均归小旦应工。其中有比较庄重的“青衣”，如《探寒窑》的王宝钏，《孝灯记》的王月英等。有比较活泼的“花旦”，如《汗衫记》的马姣鸾，《分裙记》的梁赛金等。还有较重于武打的“武旦”，如《打焦赞》的杨排风等。

吉林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主要流行于吉林省各地以及辽宁、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地区。它是在建国后在二人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剧种，因其诞生于吉林省的省会长春而得名。

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东北应发展自己的戏曲剧种，从而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1959年初，吉林省在传统的东北二人转曲艺形式的基础上创建了吉剧。随后又建立了吉林省吉剧团，进行新剧种的实验工作，并提出了“不离基地，采撷众华，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指导方针。20余年来吉剧发展很快，已经成为省内外群众喜爱的剧种，现已发展到15个吉剧团。

历史沿革

二人转是东北地区流行的传统艺术形式，已有将近二百年历史。基本形式可以分为二人表演的二人转、一人表演的单出头和三人以上表演的拉场戏三支。表演上有唱、说、扮(做)、舞四功，以及手绢、扇子、大板、玉子板等绝技。有唱腔曲牌三百多个和传统剧(曲)目三百多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二人转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拉场戏的剧目日益增多。至1958年，已经出现了《高玉宝》、《表兄弟》等表现现代生活的大型拉场戏，艺术上也展示出向大型戏曲剧种发展的趋势。长春市戏曲工作才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剧种–春歌戏，编演了实验剧《绣天堂》。1958年10月，在东北三省协作区第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繁荣发展东北的文化，丰富创造自己的地方剧种”，有关部门根据指示，决定将二人转发展为一个新的地方大戏剧种。当时，成立了由音乐和文学创作干部组成的“新剧种实验小组”，并聘请了著名的二人转老艺人担任顾问，着手将二人转传统剧目《蓝桥》改编为《蓝河怨》。在成功地将二人转传统剧目《蓝河怨》作为新剧种的第一个实验剧目后，开始解决小生、小旦、彩旦、小丑等行当和戏曲化、板式化、行当化等问题。同年9月7日，《蓝河怨》的实验演出获得成功，12日成立了吉林省新剧种实验剧团。1959年1月21日演出了第二个实验剧目《桃李梅》，又获得成功。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吉林省新剧种实验剧团，通过在长春、白城、通化等地演出上述两出剧目，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2月2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将新剧种命名为吉剧，改新剧种实验剧团为吉林省吉剧团。为了使吉剧得到更广泛地发展和普及，在1960年上半年同时成立了白城专区吉剧团、通化专区吉剧团和吉林市吉剧团(后改为永吉县吉剧团)，与省吉剧团共同承担吉剧的建设任务。在此基础上，1960年，剧团又编创排演了《包公赔情》、《搬窖》、《燕青卖线》（见图吉剧-6）、《雨夜送粮》等众多剧种。剧团通过实践，逐渐丰富了吉剧的音乐唱腔，增添了行当，提高了表演的专业水平，使剧种能初步具有雏型。同年，正式成立了吉林省吉剧团。

1961年，吉林省委召集部分戏曲工作者，讨论吉剧的发展问题，在总结几年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不离基地，采撷从华，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十六字指导方针。此后，吉剧的发展一方面通过深入学习二人转等东北传统的民间艺术，同时又采取了“请进来，派出去，雁过拔翎”的办法，邀请各地的戏曲专家到吉林来指导，并派演员、创作人员到北京、四川、山西、山东、河北、上海、天津等地学习。1963年至1965年，剧团侧重现代戏的实验。全省几个吉剧团先后移植、编演了《夺印》、《会计姑娘》、《争儿记》、《夜袭山城》、《红石钟声》、《跃马扬鞭》和《江姐》等，受到观众的欢迎。经过几了年的努力，吉剧剧种已经初具规模。“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强调学习“样板戏”，使剧种建设难以按着原有方针健康发展。十年间除省吉剧团之外，各市、县吉剧团都改为文工团，不再进行统一的吉剧建设。1966年后，实验工作中断，于1976年前后才重新恢复演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吉剧建设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剧团又先后编演了《春回大地》、《买菜卖菜》、《婚礼上的眼泪》、《情法之间》、《两只烤鸭》、《包公赶驴》等现代戏和古装戏。专业的演出团体也由“文化大革命”前的四个，增加到十六个(其中吉林省十五个，内蒙古哲里木盟一个)。

吉林省戏曲学校增设了吉剧科，培养新的吉剧艺术人才。同时成立了吉林省地方戏曲研究室，对吉剧艺术的建设进行重点研究。七十年代未和八十年代初，吉剧原有的实验剧目重新公演。1978年文化部调吉林省吉剧团进京演出，《包公赔情》、《燕青卖线》、《搬窑》和《桃李梅》中“闺戏”一折，深受观众欢迎，得到首都观众和文化界的一致好评。1979年和1980年剧目《燕表卖线》、《包公赔情》、《桃李梅》先后由长春电影制版厂摄制成彩色影片后，吉剧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这期间省和各市、县吉剧团分别编演了一批新剧目，如现代戏《春回大地》、《黄连花》《会亲家》、《春雨红花》和古代戏《三放参姑娘》（见图吉剧-4）、《慧梅之死》、《孙猴上任》、《三请樊梨花》（见图吉剧-2）等。

艺术特点

吉剧的唱腔是以板腔体为主，兼用曲牌的综合体制。它选择了二人转当中群众爱听而又便于戏曲化的曲调作为基调，逐渐发展成“柳调”、“嗨调”两种唱腔。其中柳调是以二人转曲牌〔红柳子〕、〔秧歌柳子〕为中心构成的一套唱腔；嗨调则以二人转曲牌〔文嗨嗨〕、〔武嗨嗨〕为中心，结合〔穷生调〕、〔打枣〕、〔胡胡腔〕、〔嗽叭牌子〕等曲牌组成的一套唱腔。这两类唱腔，均采取基调发展的方法，进行男女分腔、行当分腔和板式变化。逐步形成了吉剧的柳、嗨两调的快正板、正板、行板、散板；嗨调的宽板；嗨调女腔的慢板等。另外，吉剧也适当吸收二人传的专曲、专调、小曲、小帽，在东北民间吹打乐和东北民歌的基础上，改编成牌子、行弦等一套吉剧器乐曲。如《燕青卖线》中的〔卖线谣〕等。吉剧的器乐曲牌有一百多个，大多是东北民间吹打乐和东北民歌的曲调发展而成。有诸如〔万年青〕、〔鹧鸪天〕、〔挂红灯〕、〔货郎担〕、〔迎送曲〕、〔剑舞曲〕等。

吉剧的伴奏乐器以板胡、唢呐为主，还创造了长于抒情的吉剧喉管，并把筝也加进了吉剧乐队的演奏中。根据演出的实际需要，吉剧有时还采用中西混合的乐队，有时则用具有东北特色的民族乐队。

吉剧剧本多注意东北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人物性格大棱大角，情节大转大折，情感也大悲大喜，语言表现口语化、地方化。唱词大多保留了二人转的嵌句、垛句、嗦句等特点，念白也运用二人转的“说口”艺术，并为耍手绢等技巧留下表演的余地。吉剧在角色行当上，有生、旦、净、丑等的分工，但又不为其限制。从生活和人物性格出发，在继承二人转表演艺术的基础上，博采其他剧种之长，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东北民间口语为特色的“串口”、“贯口”、“俏口”等念白形式和扇子、手绢等道具运用上的表演技巧、显得生动活泼。

它擅长于运用手绢功、扇子功和水袖功，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在表演上继承了二人转的“平腕”、“压腕”、“翻腕”、“绕腕”、“抖腕”、“五花腕”等腕子功；“抖肩”、“拱肩”、“晃肩”、等肩功；“顺腰”、“旁腰”、“顶腰”、“晃腰”等腰功以及“踢步”、“拧步”、“跳步”、“错步”等步法。同时吉剧也学习其他剧种的手指法、武打、舞蹈以及翎子、帽子、椅子、变脸等技巧。?

手绢技巧是吉剧的特长，它来自于二人转而又有所发展。如《燕青卖线》中任秀英的“指顶绢”，表现她的自信心；丫环春莺的“口叼绢”，表现他的单纯、顽皮的性格；时迁的“远抛绢”，则表现他盗取请帖后的喜悦心情。《桃李梅》中封氏的过头“后抛绢”，表现她对赵运华作媒的气愤；在《三请樊梨花》中，铁珍用左右“车轮绢”的手娟功耍令旗，表现她出征前的激越情绪。?

吉剧的长水袖功，把二人转的耍手娟和京剧的水袖、绸舞融合为一体，在表现人物动作和情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旁甩”、“直甩”、“单甩”、“双甩”、“立花”、“顶花”等程式。吉剧的花旦、小生还发展了二人转“扔扇”、“挑扇”、“转扇”等绝技，武丑运用了二人转的大板技巧。吉剧还吸收传统红曲的一些程式动作：如《包公赔情》中包公，沿用传统戏曲净角的施礼、跪拜等程式，到结尾时，包公“三拜”的最后一拜，运用了正冠、理、撩袍、激动的颤抖等大动作，扑通一拜，表现包公万分激动的心情；而《包公赶驴》中的包公，说小白话，走秧歌步，则较多地打破了程式和行当的界限。?

吉剧的化妆和服装基本是模仿京剧等剧种。生、旦角色为俊扮，净、丑则用脸谱。但在有些剧目里，净、丑均不勾脸。

角色行当

吉剧的表演也以二人转为基础，在吸收其它东北民间表演艺术并借鉴京剧、评剧等剧种的表演手段上逐步形成。吉剧脚色行当的体制与沿革分生、旦、净、丑四类，各在二人转上、下装的基础上借鉴京剧行当体制而形成。生行主要有老生和小生，八十年代前后，又在个别的剧目里尝试了武生行的建立。旦行则主要指花旦、闺门旦、青衣、彩旦和老旦。在个别剧目里曾试验性地创造了武旦行当。净行指铜锤花脸和架子花脸。丑行分文丑与武丑。但他们之间并无严格界限，表演上没有严格的程式束缚。

老生：戴黑、黪、白三种不同颜色的须髯，以分别饰掩身份不同的的中、老年人物。在表演上唱、做兼备或各有侧重。如《秦琼让印》里的秦琼，以唱功为主，唱腔高昂嘹亮，长于抒发内心情感。而《桃李梅》里的袁如海及《搬窑》里的王允等，则主要以作功为主。袁如海主要用髯口功和帽翅功等表现其面对强权而无可奈何的心情。王允以爬山、跌落等身段体现其妄图利用女儿挽救自己的狡黠心术。《慧梅出嫁》里李闯王为唱、做兼备，表演上重气度，讲究工架浑厚有力。《三请樊梨花》里薛仁贵在唱、做并重的基础上，吸收了东北秧歌中的十字步和三步半的走法，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台步。

小生：饰年轻英俊的书生、将领、官员和平民。有侧重唱功、做功和武打之分。其中重唱功的如《蓝河怨》里的魏奎元，《宝玉哭灵》里的贾宝玉等，主要是以大段的唱腔来抒发人物的情感，刻画人物的性格。重做功的如《玩会跳船》里的萧文勤，《情探》里的王魁等。前者突出运用扇子功(滚扇、抛扇、指转扇等)和袍子功(飞袍、踢袍、叼袍等)揭示人物在“邂逅”、“护钗”和“赴约”等情境中的不同心情。后者则通过袖子功(抖袖、抛袖、转袖等)和毯子功(锞子、扑虎、僵尸等)表现人物的紧张、恐惧及贪生怕死的丑态。此外又如在《三请樊梨花》里，薛丁山又以把子功的技巧，展示其武将的风姿。

花旦：饰年轻、活泼的少女。如《桃李梅》里聪明且有反抗精神的袁玉梅，《燕青卖线》里、机灵而又天真的春莺，以及《三放参姑娘》里纯朴善良并一往情深的参姑娘等。此外还有象《包公赶驴》里泼辣放荡、娇气媚态的王粉莲等一类角色。花旦在表演上大多注重唱和做，为表现不同的人物的身份与性格差异，善用手绢、扇子等道具使用技巧和腕子功、抖肩功、腰功及碎步、秧歌步、云步、磋步、跌步等各种独特台步。

闺门旦：饰温柔秀美、举止端庄的少女。表演重唱功，?唱腔以委婉细腻见长，有时利用长水袖的舞动抒发情感。如《桃李梅》里文静温顺的袁玉李和((黛玉归天》里含情悲愤的林黛玉等。

青衣：一般饰演端庄稳重的成年妇女。表演上注重唱和做。如《蓝河怨》里的蓝瑞莲，《搬窑》里的王宅训等。做功亦以长水袖的舞动为特色。

彩旦：一般饰演忠厚幽默、心直口快或丑陋粗野、凶狠奸邪的中、老年妇女。前者如《二大妈探病》里的二大妈，后者如《蓝河怨》里的刁氏等。在表演以念白上的说口为特色，凭其中的串口、贯口等收到喜剧效果。

老旦：饰演各类老年妇女，有雍容华贵与贫寒卑微之分。性格上也有忠厚正直与奸诈阴险等不同。表演重唱功，如《穆桂英挂帅》里的余太君和《金水桥》里的皇后等。

铜锤花脸：饰忠厚刚直的人物，以朝臣和官员为多。如《包公赔情》里的包拯等。表演重唱功，以洪亮的唱腔见长。

架子花脸：饰粗犷、鲁莽或阴险奸诈的人物，亦以朝臣官员为多。如《桃李梅》里的方亨行等。表演重工架，以做、念为主，唱功为辅。

丑：饰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各种善良幽默或狡滑卑琐的人物。有文丑、武丑两路。文丑又在形式上分官衣丑、腰包丑、褶子丑、袍带丑。官衣丑如《桃李梅》里的赵运华，腰包丑如《蓝河怨》里的周六，褶子丑如《丁谓住店》里的丁谓，袍带丑如《三请樊梨花》里的程咬金等。丑角在表演讲究美、喜、土、新，富有地方色彩。其中尤以念白上的串口、贯口和俏口等见长，充满东北的乡土风味。武丑侧重于念、做、打，以独特的技巧取胜。如《孙猴上任》里的马倌儿，《燕青卖线》里的时迁，《三请樊梨花》里的姜须等，各以矮子步、高跷步、蹲云步等走法和手绢出手等绝技引入入胜。

吉剧行当在不断地充实和完善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些老旦与彩旦或老旦与青衣相结合的行当类型。诸如《桃李梅》里的封氏，扮相似老旦，表演似彩旦，借以表现人物的夫人身份和幽默、泼辣、正直、善良的性格特征。再如《包公赔情》里的王凤英，扮相与表演都归青衣路，但为了强调她的年龄较大和性格的豁达，在台步和其他动作上则借鉴了老生和老旦的一些技法。此外，吉剧还在剧种建设中尝试了武生和武旦的行当建制。武生如《孙猴上任》里的孙悟空，武旦如《三请樊梨花》里的樊梨花等，都以戏曲的把子功和毯子功并结合手绢、扇子等技艺，形成了本剧种独特的武打风采。

流行于甘肃全省的一个新兴剧种，原称“陇东道情”，是流传在甘肃东部地区的皮影戏，1958年搬上舞台，l959年正式命名为陇剧。

历史沿革

陇东道情历史悠久，唐代陇东就建有道观，道教音乐繁衍不断。明、清以来在道教音乐基础上，民间艺人逐渐吸收当地民间音乐营养，增加了二股弦等乐器，演变为以皮影形式流传在陇东环县、华池、庆阳一带的陇东道情。清同治年间，环县著名道情艺人解长春(1843-l916年)的皮影班曾在宁夏、内蒙、陕北以及当地流动演出多年，颇受群众赞赏。解毕生致力于道情演唱和皮影技艺的革新，将原来用的二股弦改为四股弦，在木梆上加个小铜铃，每敲一下，梆铃并响，称为“水梆子”。在他的传授和影响下，人才辈出，陇东道情进入兴盛时期。于清末民初，根据地域条件的不同和艺人们的不同条件和特点，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唱腔流派。环县南部流行的唱腔委婉细腻，清新流畅，长于抒情，代表艺人有活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史学杰、敬廷玺、敬乃良、马召川等。环县北部流传的唱腔质朴沉厚，高昂激越，长于叙事，代表艺人有活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徐元璋、魏元寿、梁世仓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利用陇东道情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同时，对陇东道情进行了初步搜集和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省文化部门先后于1952年、1958年和1963年三次组织大批戏曲、音乐工作者，对陇东道情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共征集到剧本六十二本，各路艺人唱腔二百余段，曲牌一百四十六首，打击乐谱五十四种，民歌六十二首，录音资料达三千一百二十米，并汇编成《陇东道情》一书，以及《陇东道情年考谱系表》等重要资料。陇东皮影走上舞台最早的是以演唱形式出现的。1956年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会演，甘肃代表团的史学杰、徐元璋、敬廷玺、赵建吉等老艺人，以坐唱形式在怀仁堂演唱了陇东道情《二姐娃做梦》，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的称赞和鼓励。l957年庆阳县秦剧团以真人在舞台上试验演出了《刘巧儿》、《杀庙》。1958年环县秦剧团试验演出了《金碗钗》、《高山流水》、《挑女婿》、《三里湾》、《杀庙》等剧目。甘肃省秦剧团在1958年西北五省(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演出的陇东道情传统剧目《二姐思春》、《吵宫》和新编现代剧目《六姑娘》、《最后的钟声》等小戏，获得好评。1959年成立了甘肃省陇东道情剧团，演出了大型历史剧《枫洛池》，进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活动，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领导人观看了演出，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对道情剧的诞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确认了这一新的戏曲剧种。此后，甘肃省陇剧团带着《枫洛池》、《旌表记》等剧目赴华北、华东、西北等大中城市和地区交流演出，扩大了陇剧的影响。除甘肃省陇剧团外，l965年在祁连秦剧团基础上组建起酒泉地区陇剧团(1969年解散)。l979年将原环县文工团改建为环县陇剧团，1981年成立庆阳地区陇剧团。省内各地秦剧团也多有演出陇剧者。另外，甘肃省艺术学校还设有陇剧班，先后培养了三期学员。

艺术特点

陇剧表演艺术讲求真实，重视从生活出发，以细腻的手法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陇剧表演动作吸收了部分皮影的侧身造型，如侍卫警戒多用大侧身剪影姿势，特别是啼哭动作更为别致，人物左袖垂射，右手以袖掩面，大侧身晃动腰肢，前俯后摇，抽搐而泣。这种表演已形成陇剧的独特风格。舞台美术方面，较有特点的有如下几点：一、旦角化装舍弃了传统的大包头造型，以皮影人的高髻燕尾为基本式样，又仿照敦煌壁画中唐代妇女的发式，加以糅合，设计出单髻、双髻、弯髻、环髻等多种独特的燕尾发髻式样，前贴鬃角，后拖伞辫，大体接近古代妇女的化妆扮相。二、服装摆脱了戏曲传统风格，重新设计了花纹式样，打破了蟒、帔盘龙舞凤格局。图案富变化，款式重大方，色彩尚雅洁。裙子、箭衣、开路等均以素净绣边为主，不取满身花团锦簇章法。靠、铠等则以庙塑神像装束为蓝本，大体和秦兵马俑衣甲相类似。三、布景和道具保留了皮影砌末的风格，使用夸张的技法，为剧情服务。陇剧音乐属于板腔体式，分“伤音”和“花音”两大类，商音曲调深沉委婉，适于抒发哀怨的情感，因此又称“苦音”或“哭音”；花音曲调活泼跳跃，善于表达喜悦的情感，故又称“欢音”。陇剧唱腔没有严格的节拍，比较自由明快，说唱性较强。弹板是陇剧音乐的主要板式之一，板头、大过门规整、四方，唱腔由多种节拍型混合组成，有特定规律。小过门的第一拍，一般都重叠在唱句的末尾一字上。弹板簧舒展、流畅、优美动听，最有特色。速度一般是中速，稍慢，更适于抒情和叙事。飞板唱腔和弹板有共同之处，也是由多种节拍型有规律的进行。小过门的第一拍重叠在唱句的最后一个字上。“簧”简短而有特色。飞板的速度稍快，唱腔更富于说唱、叙事性。伴奏乐器，管弦乐有四胡、二胡、琵琶、扬琴、笛子、唢呐等；打击乐有渔鼓、简板、水梆子、大罗、小锣、大擦、铰子、堂鼓、战鼓、板鼓、牙子等。

行当流派

陇剧是由皮影戏陇东道情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搬上舞台的新剧种。陇东道情原无脚色行当，是由影人的不同造型，标示行当的不同，因此，陇剧上舞台后，不像其它大剧种有自己的脚色行当传统可继承，而是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经过边实践、边摸索、边研究，逐渐创立了自己剧种的脚色行当。陇剧脚色行当的来源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参照、模仿陇东道情皮影人的人物造型与皮影表演动作，创立了大体的行当分类和特性。二、陇剧搬上舞台后，除少量改编演出了道情原有的传统剧目外，大量演出的剧目是移植其它剧种的，如萧仙戏、京剧、越剧、昆曲、川剧等。在排练这些剧目时，多参照原剧种的行当，相对应的设置陇剧的行当，并吸收、融化那些剧种行当的表演身段，充实、丰富陇剧的行当。三、根据新创作剧目的内容、剧中人物的不同类型、身份、年龄、性格等，参照一般戏曲脚色行当的规范，设置较为适合或接近的行当来表演。如陇剧第一出戏《枫洛池》的脚色行当，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将简人同设计为小生，杜若义设计为武生，邬飞霞、马瑶草设计为小旦，牛贵设计为官衣丑，梁冀设计为大花脸。四、在陇剧的发展过程中，为了表现和突出陇剧这一地方剧的特色，根据陇剧音乐细腻、优雅、缠绵、抒情的特色，决定了以发展“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为主，在表演上以“三小”为中心。因此，在行当的建立上，确立了以“三小”为主兼顾其它的脚色行当体制。在“三小”行当的创建中，除了选择其他剧种(主要是越剧、川剧、京剧等)有关这些行当的表演适合陇剧需要的程式以外，着重从民间艺术，特别是陇东秧歌、社火等表演中，提炼、规范、创造出陇剧“三小”行当的表演程式，如“地游子步”、“风摆柳步”等等。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陇剧的脚色行当已初具规模，目前他的主要行当有：生行：包括小生、须生、老生；旦行：包括小旦、正旦、彩旦、老旦、武旦等；净行：分大妆与二净两行；丑行；分官衣丑、公子丑与小丑等，均以粉底定妆，勾画丑脸妆扮。

闽剧，俗称福州戏，是福建省主要戏曲剧种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综合儒林班、平讲班、江湖班等本省地方戏曲，并吸收弋阳腔、徽调和京剧的表演艺术，于二十世纪初成为一个较完整的戏曲剧种，解放后定称为闽剧。

历史沿革：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在外从政多年，历任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参政、广西参政、江西布政使、浙江按察使等要职的曹学?，因拒绝皇室宗藩动用国库私建藩邸而遭削职遣返故里。他在闲居福州西郊洪塘乡时，组织府中僮婢办起了曹氏家班，邀请儒士文人观赏娱乐，后人称之为“儒林班”，是闽剧最早的前身。

曹学?精通音律，擅长度曲，创研出适合福州方言音韵演唱的新腔。当时文人评论这种新腔是：“曲向花间度”、“翠管时调凤”、“新编乐府莺喉啭”，可见腔调之优美。后来闽剧艺人称之为“逗腔”。

清兵入关后，曹学?上吊殉国。曹府昔日夜夜笙歌、艺伎聚唱、名人云集的场面再也看不到了，儒林班从此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江西的弋阳腔也在福建民间广为流传，因戏班长年累月走乡闯寨流动演出，所以被称为“江湖戏”，唱白均用“土官话”，音乐曲调统称为“江湖调”。它“不叶宫调”，善于“错用乡语”，拥有大量以历史故事和家庭婚姻为题材的剧目，常演的传统保留剧目俗称“江湖三十六本头”，又称“七双八赠二十一杂”，主要有《双钉判》、《双封侯》、《双救架》、《双状元》、《赠宝塔》、《赠宝钗》、《赠白扇》、《金印会》、《种葵花》、《料柯山》、《卧龙岗》、《三官堂》、《鸳鸯帕》等。尤其是江湖戏的高台表演艺术与技巧以及前台干唱、后台帮腔、锣鼓伴奏，以及高亢激越的喧闹场面，特别适合广大城镇山乡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观赏习惯，因而在民间逐渐扎下了根。江湖戏与深受土大夫青睐的儒林戏，成了雅俗的鲜明对比。

由于江湖戏唱白均操土官话，在福州方言地区流传时受到一定限制，因而得不到发展，于是一种纯用福州方言演唱的“平讲戏”，便应运而生。

平讲戏的兴起，促使了儒林戏的复苏。原儒林戏的发祥地洪塘乡耆老，因追念昔日本乡石仓园儒林班演唱之盛况，便利用做普度酬神演戏的机会，与乡间爱好戏剧者在石仓园旧址附近的真人庙，选拔农家子弟，继承曹氏传统，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办起了第一个以乡为名的“洪塘儒林班”，沉寂了二百余年的儒林戏又重整锣鼓。戏班起初专门为普度演出，首演节目《水漫金山》，戏台搭在位于闽江畔的金山寺，使剧情内容与演出环境天然结合，产生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结果一炮打响，于是四邻乡村纷纷前来邀请，使早期曹氏的府第家班自此从深宅大院走向了民间，这是儒林戏的大突破。“洪塘儒林戏” 时期演出的剧目有《状元拜塔》、《女运骸》、《长亭别》、《柳荫记》、《玉堂春》等，均成为后来闽剧的保留剧目。

儒林戏有一个优势，就是有一大批文人的关注。所以当儒林戏又复苏的时候，退居名人郭柏荫等人便根据《唐人说荟》中的《霍小玉传》，编成儒林戏《紫玉钗》。从此，作为一个独立声腔剧种的儒林戏，便进入了发展和成熟期。到了同治年间（1862-1874），在福州郊区先后出现了“陈厝儒林班”、“汤边儒林班”、“珠湖儒林班”、“潘墩儒林班”、“义序儒林班”等十余家均以所在乡名作为班名的业余性质的儒林班。

光绪元年（1875），儒林班开始从乡村向城镇发展，于是出现了专业性质的戏班。由卢诗孙筹划组织的“醉春园”班，率先打出改革旗号，采取津贴办法，公开向社会招生，延师习教“逗腔”戏文。一时四方城乡凡有谢神还愿，禳灾祈福，时令节日，都来聘订该班去演出。这时的儒林戏演员也从原来的七人（俗称“七子班”）发展到了二十人，演出剧目除过去的《紫玉钗》、《拜塔》等外，还增加了《卖画》、《递柬》、《桃花村》等。

卢诗孙病逝后，“醉春园”儒林班便告停演。该班原编剧兼导演高喜福决定重整锣鼓，另起炉灶。他一方面把原来已散伙的部分艺人招回，另一方面亲自物色主要演员，如花旦胜玉环、小生崔传龄、小丑吴友亮等，并配以副角多人组成新班， 取名“驾云天”。该班在福州鼓楼城隍庙首演，由胜玉环主演开台戏《打铁锏》，获得成功。“驾云天”声誉雀起，订戏者源源不断，引起了同行的钦羡，于是在福州又出现了“达云霄”、“赛月宫”、“庆仙园”三个儒林班。随后不到三年时间，又先后成立了“凤麟奇”、“谱云霄”、“仿桃源”、“庆云天”、“乐琼天”、“仿霓裳”、“正天然”等班，与先前的四个班合称为“十三家儒林班”，使儒林戏在历史上达到鼎盛时期。

这时期的儒林戏从福州传到长乐、福清、永泰、古田、闽清等县，而福州城里除了“十三家儒林班”外，又增加了“步云霄”、“海燕亭”、“歌舞台”、“大春台”、“新天然”等班。儒林戏在福州方言地区，已跃居剧苑芳首之位，使其“逗腔”成为后来闽剧的主体音乐。

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1908-1911），儒林戏与江湖戏、平讲戏结合融汇，俗称“三合响”，开始形成了今日闽剧的雏型。

二十世纪20年代，闽剧进入了多声腔剧种的成熟期，以郑奕奏为代表的“郑派艺术”，是闽剧艺术的第一个高峰。郑奕奏在短短的几年间，先后成功地塑造了《新茶花》里的新茶花，《孤儿血》里的张桃珠，《百蝶香柴扇》里的林英姐，《黛玉葬花》里的林黛玉，《紫玉钗》里的霍小玉，《孟姜女》里的孟姜女，《秦香莲》里的秦香莲，《杜十娘》里的杜十娘，《钗头凤》里的唐婉，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万花莲船》、《邱丽玉》、《秋兰送饭》、《蔡松坡》、《救国救民》、《浪子魂》、《箱尸案》等上百个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遭遇的女性悲剧形象。他演唱的闽剧“逗腔”韵味悠长，缠绵悱恻，20-30年代就被百代、联声等几家全国有名的唱片社灌制成唱片，流传海内外，被誉为“闽剧泰斗”、“福建梅兰芳”。

二十世纪50-60年代，闽剧进入历史上第二个高峰期，创作、改编出一批优秀剧目，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1952年由省文联组织的闽剧代表队，首次赴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演出经过整理的传统剧目《钗头凤》，荣获演出二等奖，李铭玉、郭西珠分别获演员一、二等奖。1954年9月闽剧代表队赴上海参加华东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演出《炼印》、《荔枝换绛桃》、《渔船花烛》等剧目，其中《炼印》荣获创作一等奖和优秀演出奖，林赶山、林务夏、李铭玉、郭西珠荣获演员一等奖，还有一大批中青年演员获得二、三等奖。

80年代以后，闽剧新创作的剧目不断涌现，出现了诸如《洪武鞭侯》、《魂断燕山》、《曲判记》、《林则徐充军》、《天鹅宴》、《丹青魂》等一批题材新、主题高、立意深、结构巧、剧情妙的佳作。其中《天鹅宴》、《丹青魂》荣获全国剧本创作最高奖-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奖”。

1993年5月23日至6月3日，第三届中国戏剧节暨全国第十届梅花奖颁奖活动在福州举行，闽剧《拜石记》、《御前侍医》两台大戏，令人刮目相看。福州闽剧院一团的陈乃春获“梅花奖”（演员）。7月份，又在“闽剧之乡”长乐县，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闽剧艺术节”，来自闽东、闽北、闽中等地区的十七个市县的闽剧团，汇集长乐，演出时间长达一个多月，这也是闽剧的一个空前盛事。

艺术特点：

闽剧的音乐唱腔是由洋歌、江湖调、逗腔和小调等四大类组成的:粗犷激越的“江湖调”，通俗平畅的“洋歌”，典雅婉约的“逗腔”，清新活泼的“小调”，其中前三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弋阳腔、昆曲和徽调的影响，并保留着高腔的帮腔形式，后台帮腔叫做“掏岭”。又有吸收自“唠唠”的部分唱腔和曲牌。演唱时男女均用本嗓，其特点是高昂激越，朴实粗犷，但也有细腻柔婉的唱腔。

江湖调常用的曲牌主要有〔江湖叠〕、〔柴排调〕、〔阴调〕等，具有声调高昂、字多腔少、一泄而尽的特点。

“洋歌调”主要曲牌可分为“大介大牌”，如[太师引]、[鳌头金柱]、[风入松]、[香罗带]等；“中介大牌”如[驻云飞]、[出队子]、[浪淘沙]等；“大介盘答”如[金厢]、[双蝴蝶]、[赏花]等。其中人一人独唱的称为“大牌”，两人或三人对唱的称为“盘答”。“大介”、“中介”及“小介”的区别在于起介（开头鼓锣）的不同。

“逗腔” 有15种板调，特点是在曲中转折和结尾处多有“哎”、“依”的虚腔，主要曲牌有[自掏岭]、[宽板]、[急板]等。

小调系本地和外地传入的俗曲俚歌，很丰富，主要有[西湖亭]、[琵琶怨]、[新茶花]等。此外，从徽戏、京剧吸收的如[大补缸]、[七句半]等。

辛亥革命后，不少京剧艺人转入闽班教戏，所以闽剧音乐也吸收了皮黄调。

闽剧的曲牌大部分从弋阳腔、四平腔、徽调和昆曲衍变来的，有不少唱腔仍保留有弋阳腔的特点，即“一唱众和”的帮腔和“夹滚”。

闽剧介头（打击乐过门），系综合江湖、平讲、逗腔、唠唠，以及本地民间音乐“十番”的锣鼓介头发展形成。所有介头较有地方色彩，武场吸收京剧锣鼓经较多，但打法上不尽相同。

主要伴奏乐器有横箫、唢呐、头管、二胡、椰胡等。打击乐器有青鼓、战鼓，大、小锣，大、小钹，磬等。

场面过去一般只有七个人，俗称“七条椅”。

闽剧各行当的道白大量吸收福建民间儿歌、俚语、谚语、歇后语等，乡土气息浓郁。

角色行当：

闽剧的角色分行，早期较简单,儒林班、平讲班行当由生、旦、丑三个角色构成“三小戏”，后来吸收徽班、京剧的分行，角色渐趋完整, 增加到七个，曰“七子班”，再到九个，称“九门数”。随着行当的细致化，又逐渐发展为“十二角色”，有小生、老生、武生、青衣、花旦、老旦、大花、二花、三花、贴、末、杂等，相当齐全。

生行分老生、小生；旦行分花旦、彩旦、正旦、青衣、丑旦、泼旦、老旦、武旦，净行分大花、二花，丑行分文丑、武丑、短衣丑等。

旦角表演主要借助水袖和身段，有些服装无水袖，则借助手帕、扇子和辫子来加强动作性。重视运用手眼身法步的基本程式。其指法有兰花手和佛指手两种，素有“一指化十指，十指化百指”之说。演员出场时，手放的部位注意反映人物心情。背手时左手向右靠，使用右手时向左靠，以求身段之优美。身段注意各部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体现美感，如转身的“背风”要求柔、稳。步法变化甚多，要求做到“一步化十步，十步化百步”和“一动化百动”。面部表情讲究精、气、神，通过外部的形色，体现人物内心世界。

丑角表演也有自己的特点，如《炼印》里，冒充巡按的杨传为须生跨丑行扮演，演员注意刻画他的正直、善良、风趣的性格，表演最后换印时转愁为喜的一段，吸收了福州民间“跳财神舞”、“大刀花舞”和“金花宝”的舞蹈动作融化“玩弄金印”等身段表演，同时又把民间的“双龙抢珠”舞蹈改变为“抢掷金印”，使气氛热烈。

    昆剧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它的原名叫“昆山腔”，简称“昆腔”,元末明初，作为南曲声腔的一个流派，在江苏昆山一带产生，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是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 “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

    昆剧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它的基础深厚，遗产丰富，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成果，在我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该剧种于2001年5月18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历史沿革

    作为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昆曲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末明初。当时，江苏的昆山（辖今昆山、太仓两处）地区经济繁荣，贸易兴盛，黎民富庶，城乡各个阶层群众对文化娱乐有所追求，当时流行一种以地方音乐为基础的南曲，叫昆山腔。昆山腔的出现也和当时的顾阿瑛等一批文人、士大夫嗜词尚曲有很大关系。而对昆山腔的诞生有直接影响的人物是顾阿瑛的座上客顾坚，他将昆山人唱的南曲与当地的语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的歌唱方法，进行改进，形成了一种受当地人欢迎的曲调，到明初正式被称为“昆山腔”，它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被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同属南戏系统。

    昆山腔开始只是民间的清曲、小唱。其流布区域，开始只限于苏州一带，到了万历年间，便以苏州为中心扩展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并逐渐流布到福建、江西、广东、湖北、湖南、四川、河南、河北各地，万历未年还流入北京。这样昆山腔便成为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

    这种“小集南唱”、“清柔婉折”的昆山腔，在明中、后期的嘉靖初年被变革发展。当时，居住在江苏太仓的音乐家魏良辅痛感昆山腔的不协音律，于是借张野塘、谢林泉等到民间艺术家的帮助，参照北曲的演唱成就，对昆腔加以改革。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总结出了一整套昆腔曲唱的规范，形成了昆曲曲唱体系。经过改造后的昆山腔流利清远，柔媚细腻，被称为“水磨腔”。所谓水磨调，是说音调极其细腻柔婉。江南人磨米粉，加水磨出来的最细腻滑润，所以用“水磨”来称呼其因经过各种处理而变得细腻柔婉的曲调。新昆曲博得了众口一词的称赞。

    改革后的昆山腔，大大发展了南曲的演唱艺术，而且在曲调运用上，也吸收北曲结构谨严的长处，但它还只是清唱曲，尚未走上戏曲舞台。

    完成昆山腔的又一重大革新，将昆山腔推上戏曲舞台，成为戏剧，是由梁辰鱼的《浣纱记》开始。昆山梁辰鱼是一个著名的戏曲作家，精诗词，通音律。魏良辅改腔的成就使他颇受鼓舞，但他还觉得这样的新腔不应只局限于曲坛清歌，必须扩展到舞台之上占有更广阔的天地，于是与精通音理的郑思笠、陈梅泉、唐小虞等人发挥文学优势写作了以西施为主要人物的《浣纱记》传奇，从音乐方面弥补了水磨调“冷唱”的不足，同时把传奇文学与新的声腔以及表演艺术综合在一起，借锣鼓之势与舞台之场面形态，第一次将昆曲搬上剧坛。昆山腔在剧曲中的首次运用，引起了轰动，并很快压倒了其它一切声腔，一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戏曲，并流传南北各地，这就是昆剧。

    昆山腔的影响迅速在文人士大夫中扩大，文人雅士争相为昆山腔写作传奇剧本，致使明清时代的传奇基本上都是为了昆剧而作的，大半部明清传奇史其实就是昆山腔演剧史。昆剧独占戏曲的鳌头长达两百余年，期间没有任何一个剧种能与之抗衡。到了明后期的万历年间，昆剧的影响已经是从吴中一带扩展到整个江浙地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为之倾倒，一跃而为诸腔之首。昆腔传入北京，迅速取代北曲的地位，受到了士大夫和群众的欢迎。明末清初时又流传到四川、贵阳、广东等地，在各地演变出了不同的流派，形成了昆剧昆腔腔系，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剧种。由于它的独尊地位，因之被称为“官腔”。

    昆剧盛行的早期，演的都是全本大戏，往往有四五十出之多，一旦上演，往往连续两天或更长，人们仍然乐此不疲，当时人的狂热由此可见一斑。

    从明天启至清康熙末年，是昆剧发展的鼎盛期，新作不断涌出，表演日趋成熟，身段表情，说白念唱，服装穿戴也日益讲究，角色齐全，分工细致，一般剧种，难与抗衡。但由于传奇体制较长，全本演出需要两个晚上或更多时间，随着清代花部诸腔的兴起，倚重生、旦格局，讲究词曲典雅的昆剧受到冲击，经过艺人的演出实践，删除了一些场次，选择精彩的一出或数出，加以充实丰富，作为短剧独立演出，于是，折子戏应运而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玩花主人编选的折子戏总集《缀白裘》的问世，标志着昆剧由演出全本传奇到演出折子戏的过渡。折子戏以情节生动、表演细致，给乾、嘉时期昆剧舞台带来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昆剧的繁盛时期，拥有大批技艺高超的演员。昆剧演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民间戏班的职业艺人，从京城到乡镇都有专业昆腔班，流动演出于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各个行当的精英；二是士大夫蓄养的家班、家乐，以示风雅，凡名妓、家姬都能串戏，士大夫本身也是串戏迷，其水平不亚于专业戏班，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人才；三是业余“串客”，士农工商皆会唱曲。每年在苏州虎丘“千人石”举行盛大的群众性的唱曲比赛，虎丘曲会传承至今。

    清军入关后，江南地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大量的士大夫生活境遇急剧改变。这样，有许多家班解散，不少家班的演员流入到了职业昆班，使两个系统的昆剧表演艺术得到了交流，昆剧的表演日趋精致完善。政治环境的巨变，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热情，昆剧演出仍然非常频繁，作家的新剧本往往被职业昆班所争相求取。以李玉为首的苏州作家群就是专门为了职业昆班写作的，他们是这一时期最出色的昆出作家。

    明末清初，昆剧的演出有渐渐缩短的趋势。一本传奇由四五十出减到二三十出，这也是昆剧演出和观赏潮流的改变所致。不但作家的创作改变了，艺人们也自觉地把名剧中的一些松散场次出去，集中凝练戏曲结构。他们还挑选一些经典场次，充实调整情节，以单出或数出的形式上演，从而有了“折子戏”。到了清代乾隆后期，昆剧的演出基本上就都是折子戏的形式了。

    从清初康熙年间开始，昆剧就出现了衰亡的迹象。但是，康熙时代洪升和孔尚任两位作家的两部作品，延缓了昆剧的衰落。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又激起了人们对昆剧的狂热。两剧不但在上层人物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在民间也有热烈的反 应。一时之间，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戏班都在上演这两部，作品王公大臣的府邸私园之中也是非此剧不演。但是，无论是先出的《长生殿》还是后出的《桃花扇》，都已无法改变昆剧的命运。两剧演出之盛不过是昆剧衰落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乾隆年间，在北京先有京腔和昆剧争胜，后有秦腔的冲击，最后又出现了徽班进京。虽然皇室竭力地扶持昆剧，但是在花雅之争的长期拉锯战中，昆剧终于败北。在南方，昆剧还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已经不是当初独尊一面的局势了。秦腔艺人魏长生南下，在扬州等地长久驻留，并很受欢迎，这本身已经很说明江南一带观剧风尚的转移了。

    昆剧的衰亡，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戏兴起，另一方面和它自身也很有关系，否则也不会在地方戏的面前败下阵来。昆剧发展到后期，由于文人的长期参与，案头化倾向严重，渐渐变得脱离实际生活。它的演唱过于柔媚，节奏过于舒缓，文词过于书面，使观众难以接受。在地方戏强大的功势下，它未能作出及时的调整和变革。观众的观剧风气一旦改变，局势便已无法挽回。

    从乾隆中叶开始，北京的昆剧艺人已经不是纯唱昆剧而是兼唱乱弹了。清末，昆剧几近绝迹。昆剧演员大都改习京剧及别的剧种，或者以合班的形式进行昆剧演出。昆班几乎全部解散消失。民国初年，在南方还仅存着几个昆班，但也只能是以跑码头度日，非常艰难。

     民国初年，梅兰芳在北京演唱昆剧，并极力提倡，轰动一时。他自小学昆剧，会几十出昆剧。在这种情况下，短时间内，几成绝唱的昆剧在北京又有了一定的影响。在梅兰芳的带动下，流落在河北农村的昆弋合班容庆社来到北京。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等脱颖而出，昆剧得以在北方保存下来。后来，这批演员形成了昆剧的另一流派，就是现在的北昆。

    在南方，由苏州业余曲家贝晋眉、张紫东、徐镜清发起倡办“昆剧传习所”，邀请了仅存的昆班全福班中的老艺人沈月泉、沈斌泉、吴义生、尤彩云等授课，招收五十名贫家子弟，培训昆班剧接班人。数年后，培养出朱传茗、施传镇、倪传铖、周传瑛、王传淞等一批昆剧演员，这批学员的艺名第二个字都是“传”，以示昆剧流传不息之意，第三个字也都有特定的偏旁，净、外、末、老生行以“金”字为偏旁，小生行以“玉”字为偏旁，旦行以“花”（即草字头）字为偏旁，副、丑行以“水”字为偏旁。结业后，学员们以苏州为基地，先后以“新乐府”、“仙霓社”为班名，往来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惨淡经营，是当时江苏（包括松江乃至上海）唯一的专业昆剧班社，支撑昆剧的残局。

    抗日战争期间，业余曲社难以为继，纷纷解散。仙霓社成员亦为生计所迫，弃艺他去，薪传数百年的昆剧已濒临绝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落在苏州、上海、杭州的昔日昆剧传习所“传”字辈艺人，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陆续被各地文化部门邀请归队，浙江成立了国风昆苏剧团，1956年，由周传瑛、王传淞等上演了经过整理的昆剧《十五贯》，连续几十场爆满，一个多月时间里，有七万多人观看，回杭州的路上，他们又去了天津、济南、南京等地演出，也获得巨大成功《十五贯》的成功上演，成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盛事，改变了人们认为“昆剧必亡”的看法，此后全国许多剧团都开始移植演出《十五贯》，上海、苏州、湖南、北京都成立了昆剧团，使昆剧得到复苏。在《十五贯》进京以前，江苏已陆续招收了一批“继”字辈学员，请“传”字辈艺人传授技艺，继承昆剧艺术。

艺术特点

    昆剧作为一个曾经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巨大影响的剧种，在历尽了艰辛困苦之后，能奇迹般地再次复活，这和它本身超绝的艺术魅力有紧密关系，其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它的音乐上-

    昆剧行腔优美，以缠绵婉转、柔漫悠远见长。在演唱技巧上注重声音的控制，节奏速度的顿挫疾徐和咬字吐音的讲究，场面伴奏乐曲齐全。

    “水磨腔”。这种新腔奠定了昆剧演唱的特色，充分体现在南曲的慢曲子（即“细曲”）中，具体表现为放慢拍子，延缓节奏，以便在旋律进行中运用较多的装饰性花腔,除了通常的一板三眼、一板一眼外，又出现了“赠板曲”，即将4/4拍的曲调放慢成8/4，声调清柔委婉，并对字音严格要求，平、上、去、入逐一考究，每唱一个字，注意咬字的头、腹、尾，即吐字、过腔和收音，使音乐布局的空间增大，变化增多，其缠绵婉转、柔曼悠远的特点也愈加突出

    相对而言，北曲的声情偏于跌宕豪爽，跳跃性强。它使用七声音阶和南曲用五声音阶（基本上不用半音）不同，但在昆山腔的长期吸收北曲演唱过程中，原来北曲的特性也渐渐被溶化成为“南曲化”的演唱风格，因此在昆剧演出剧目中，北曲既有成套的使用，也有单支曲牌的摘用，还有“南北合套”。

    “南北合套”的使用很有特色：一般情况是北曲由一个角色应唱，南曲则由几个不同的角色分唱。这几种南北曲的配合使用办法，完全从剧情出发，使音乐尽可能完美地服从戏剧内容的需要。

    从南北曲本身的变化说，尚有“借宫”、“犯调”、集曲“等多种手法。原来联成一套的曲子，无论南北曲，都有属于那一宫调的曲子问题，当唱曲要求情绪显著变化时，同一宫调内的曲子不能胜任，就可借用其它宫调的合适曲子。如《牡丹亭?惊梦》，先后所用的曲牌是[山坡羊]（商调）、[山桃红]（越调）、[鲍老催]（黄钟宫）、[绵搭絮]（越调）。

    在演唱技巧上，昆剧注重声音的控制，节奏速度的快慢以及咬字发音，并有“豁”、“叠”、“擞”、“嚯”等腔法的区分以及各类角色的性格唱法。音乐的板式节拍，除了南曲“赠板”将四拍子的慢曲放慢一倍外，无论南北曲，都包括通常使用的三眼板、一眼板、流水板和散板。它们在实际演唱时自有许多变化，一切服从于戏情和角色应有的情绪。

    昆剧的乐器配置较为齐全，大体由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三部分组成，主乐器是笛，还有笙、箫、三弦、琵琶等。由于以声若游丝的笛为主要伴奏乐器，加上赠板的广泛使用，字分头、腹、尾的吐字方式，以及它本身受吴中民歌的影响而具有的“流丽悠远”的特色，使昆剧音乐以“婉丽妩媚、一唱三叹”几百年冠绝梨园。伴奏有很多吹奏曲牌，适应不同场合，后来也被许多剧种所搬用。

    昆剧的音乐属于联曲体结构，简称“曲牌体”。它所使用的曲牌大约有一千种以上，南北曲牌的来源，其中不仅有古代的歌舞音乐，唐宋时代的大曲、词调，宋代的唱赚、诸宫调，还有民歌和少数民族歌曲等。它以南曲为基础，兼用北曲套数，并以“犯调”、“借宫”、“集曲”等手法进行创作。此外，还有不少宗教歌曲。　

    昆剧的表演拥有一整套“载歌载舞”的严谨表演形式

    昆剧表演的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谐和。昆剧是一种歌、舞、介、白各种表演手段相互配合的综合艺术，长期的演剧历史中形成了载歌载舞的表演特色，尤其体现在各门角色的表演身段上，其舞蹈身段大体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说话时的辅助姿态和由手势发展起来的着重写意的舞蹈；一种是配合唱词的抒情舞蹈，既是精湛的舞蹈动作，又是表达人物性格心灵和曲辞意义的有效手段。

    昆剧的戏曲舞蹈多方吸收和继承了古代民间舞蹈、宫廷舞蹈的传统，通过长期舞台演出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说唱与舞蹈紧密结合的经验，适应叙事写景的演出场子的需要，创造出许多偏重于描写的舞蹈表演，与“戏”配合，成为故事性较强的折子戏。适应了抒情性和动作性都很强的演出场子的需要，创造出许多抒情舞蹈表演，成为许多单折抒情歌舞剧的主要表演手段。代表性剧目如《西川图?芦花荡》、《精忠记?扫秦》、《拜月亭?踏伞》、《宝剑记?夜奔》、《连环记?问探》、《虎囊弹?山亭》等。

    昆剧的念白也很有特点，由于昆剧是从吴中地区发展起来的，所以它的语音带有吴侬软语的特点。其中，丑角还有一种基于吴方言的地方白，如苏白、扬州白等，这种吴中一带的市井语言，生活气息浓厚，而且往往用的是快板式的韵白，极有特色。另外，昆剧的演唱对于字声、行腔、节奏等有极其严格的规范，形成了完整的演唱理论。

    昆剧的舞台美术包括丰富的服装式样，讲究的色彩和装饰的以及脸谱使用三个方面

    除了继承元明以来戏曲角色服装样式外，昆剧的有些服装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穿着很为相似。反映在戏上，武将自有各式戎装，文官亦有各样依照封建社会阶级等级不同的穿戴。脸谱用于净、丑两行。属于生、旦的极个别人物也偶然采用，如孙悟空（生）、钟无盐（旦），颜色基本用红、白、黑三色。

    昆剧艺术经过多年的磨合加工，已经形成相当完善的体系，而这一体系又长期在中国戏曲中占据独尊地位，所以昆剧艺术被尊为“百戏之祖”，对整个戏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地方戏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它的艺术养分，其中还留有部分的昆腔戏。

角色行当

    因为早期昆剧属于南戏系统，所以它继承了南戏的角色行当体制，同时兼收北杂剧之长，以生、旦、净、末、丑、外、贴七行为基础角色，早期作品《浣纱记》反映了昆剧初创时期的角色分行法，即除遵循南戏的七行之外，还借鉴了元杂剧的小末、小旦等设置法，更增设小生、小旦 、小末、小外、小净五行，共十二行。

    明末昆剧兴盛期，明刊本《墨憨斋定本传奇》中，将原以“贴”扮老年妇女改为“老旦”，亦系吸收了元杂剧之分行法。其他角色行当基本同于昆剧初创时期。清康熙时，昆剧角色行当还基本保持了“江湖十二角色”的体制。

    乾隆年间，昆剧折子戏最盛，表演艺术有了进一步提高，为刻画人物而设的角色行当体制，也有了新的突破。《扬州画舫录》中有“江湖十二角色”之说，它们是：副末、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谓之“男角色”；老旦、正旦、小旦、贴旦，谓之“女角色”；又有打诨一人，叫做“杂”。后来在南方昆剧中演变为以小生和旦角为主要角色，因之这两门分得更为细致。小生行下分：大官生、小官生、巾生、鞋皮生（穷生）和雉尾生五类。旦行则下分：老旦、正旦、作旦（能扮演男孩子）、四旦（刺杀旦）五旦（闺门旦）和六旦（贴旦）六类。但各个昆剧支派有各自的门类。

    昆剧的角色分工随着表演艺术的发展，也越来越细致。嘉、道间，昆剧角色行当，将原有的“江湖十二角色”，与后来出现更细的分工相结合，在“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之下，又细分二十小行，称作“二十个家门”。

    在「生」这个家门中，又分为官生、巾生、鞋皮生、雉尾生，用以表演不同的角色人物。官生一行，扮演做了官的成年男子，其中由于年龄大小、身分高低不同又分大、小官生。例如《长生殿》的唐明王、《太白醉写》中的李白都由大官生扮演；《荆钗记》中的王十朋、《金雀记》中的潘岳都由小官生扮演。官生与巾生的表演有所不同：巾生饰演风流儒雅的年轻书生，清洒飘逸，歌唱要求真假嗓结合，假嗓成份较大，清脆悦耳；官生在表演上要洒脱大方，大官生更要富于气派，在唱法上也是真假嗓结合，但真嗓落在比巾生用真嗓时更高的音域，以洪亮为美。

    旦行也细分为老旦、正旦、作旦、四旦、五旦、六旦。但实践中还有一个贴旦，共为七个家门。

    正旦一般扮演身份比较贫寒的已婚女子，如《琵琶记》中的赵五娘，《金锁记》中的窦娥，《货郎旦》中的张三姑等。正旦在表演上侧重朴实大方，在唱法上，咬字喷口都要有较大的力度，音色明亮、宽厚，音量也要求较大。正旦剧目颇丰富，所扮演各类人物性格均具鲜明特点，为演员提供了宽广的表演空间。

    此外，净行分大面与白面，大面脸谱以红、黑二色为主，故有“七红、八黑、三和尚”之说；白面大多扮演反面人物，除眼纹外，全脸皆涂以白粉，通常又分成相貂白面、褶子白面、短衫白面等，白面有时也扮正面人物，或无所谓好坏的角色，有时也扮女角等。还有由白面行中析出的邋遢白面，除面涂白粉以外，在眼角、鼻窝等处，加上一些黑纹，故名。所扮者大多是下三流角色，又近于插科打诨式的人物。

    末行又细分为老生、末、老外。昆剧老生不分文武，如《宝剑记》的林冲，《麒麟阁》的秦琼等。末脚所戴胡须也是从黑三到白满，与老生同。

    丑行又分为副（又称“二面”）和丑两个家门。其区别是副的面部白块画过两边眼梢，而丑只画到眼的中部，副常穿褶子、宫衣、袍，而丑多穿短衣。

    昆剧以前的南戏和元杂剧都没有这样的行当，由于“副”行的出现，昆剧把丑行的表演范围，扩大到上层社会的衣冠缙绅之中。所扮演者大多是不正派的文人、奸臣、刁吏、恶讼师、邦闲蔑片之类人物，这些角色的共同特点是奸刁刻毒，表里不一，表演上多强调其冷的一面，称之为“冷水二面”。

    丑行因其面部白块较副为小，也称“小花脸”，因其排列于二面之后，也称“三花脸”，所扮大多是社会地位较低或滑稽可爱的角色，如《寻亲记》的茶博士，《渔家乐》的万家春。昆剧丑脚不分文武，有时扮演武功繁重的身段戏。

    丑行和二面一样，也可扮演妇女，如《风筝误》年轻的千金詹爱娟，《荆钗记》中的张姑母。丑脚也扮演反面人物，如《十五贯》的娄阿鼠。

    另有一个应各种群众角色的“杂”行，是指各种剧中没有名姓的群众角色，如车夫、船夫、伞夫、衙役、太监、宫女、龙套等，通常不计为家门。

    传统昆剧职业班社，一般只需十八个演员，俗称“十八顶网巾”，只有极少数大班社有二十七名演员。一般班社只要十个家门齐全，就可演出，其他角色可以由家门接近的演员来替代，这十个基本家门被称为“十大庭柱”，他们是：净、官生、巾生、老生、末、正旦、五旦、六旦、副、丑。其中最能决定演出质量的是：净、老生、官生、正旦四个家门。

    昆剧的各个行当都在表演上形成自己的一套程式和技巧，这些程式化的动作语言在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人物心理状态、渲染戏剧性和增强感染力方面，形成了昆曲完整而独特的表演体系。

     潮剧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州白字戏等，为广东三大地方剧种之一。流行于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海南岛、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一带，因活动中心在潮州并以潮州方言演唱而得名。潮剧又是我国最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明代称为潮腔、潮调，清代初年称泉潮雅调。　　　

历史沿革

    潮剧历史悠久,是元朝、明朝南戏的遗音。潮剧在明代中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剧目、唱腔和完整的戏剧演出形式，当时也叫“潮调”、“潮音戏”、“潮州白字戏”，用潮州方言演唱。

    南宋时中国东南沿海出现戏曲，史称南戏。到元末明初，南戏比北杂剧更为兴盛，流播各地。南戏最迟到明初已传入潮州。（1547年）《潮州府志》记载正德年间“潮阳俗尚戏剧”，可见明代戏剧活动，已蔚然成风，相沿成俗。

    早期的潮剧与南戏有历史渊源关系,是逐渐地方化了的南戏。明、清两代弋阳腔 、 昆山腔 、 西秦戏 、外江戏相继流入潮州，潮剧兼收弋、昆、梆、簧和当地民间音乐、说唱、歌舞, 唱腔、表演都更加丰富多采。

    清代前期，潮剧称为“泉潮雅调”和潮州戏。泉潮雅调从音乐唱腔得名；潮州戏则是从地域而得称。福建泉州的泉腔和广东潮州的潮腔相互汲收，渗透融合，1566年就已有“潮泉二部”合刻的《荔镜记》，再进一步发展，成为“泉潮雅调”。潮泉二腔融合中也接受戈阳、昆山等声腔影响。泉潮雅调是曲牌联缀体，以“其歌轻婉，闽广相半”为特征。南北曲是潮州戏的源来，发展中又有地方的特点，被形容为“南音土风”。据康雍、乾隆年间文献记载，当时潮州戏已有管弦乐器和锣鼓伴奏。

    清代前期潮州戏的演出活动频繁，戏棚、神庙戏台、庭园戏台都有演出。莲阳还建有戏馆，其中戏厅、观戏台、戏班人员宿舍等俱全。

    清代中叶，全国各地方戏曲蓬勃兴起，以板式变化为主体的戏曲逐渐取代以曲牌联缀为主的戏曲，成为主流。广州外省戏班云集，潮州虽偏处一隅，也受乱弹诸腔影响，乾嘉、道光年间西秦戏、外江戏相继流入并逐渐扎根。潮州戏在曲牌联缀的唱腔基础上也开始汲取板式变化灵活的唱腔。

    从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70多年间，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和政治风云的变幻对潮州戏都有影响；各艺术品种相互汲取，潮剧吸收正音、西秦、外江诸戏曲艺术，从民间音乐、大锣鼓中汲取滋养，在戏曲内容和音乐表演各方面都有所改进和发展。这一时期的称谓有潮音戏、白字戏、本地班等，潮剧一词也开始使用。潮剧用土语土调，妇孺易晓，因而日趋繁荣，戏班数量大增。新编剧目增多，内容扩展，改编的传统戏有《张古董借妻》《三打王英》、《五台会兄》等，新编的时事戏和时装戏有《林则徐》、《滴水记》和《女英雄记》（《印度寻亲记》）。新编剧目促进了表演的丰富，丑、生、旦诸行当都有所创新。音乐唱腔变化更为明显，在曲牌的基础上融汇板式，与诸戏融合，但唱腔仍以柔婉为特征，少有激越的音调。舞台美术方面用刺绣幕布帘代替竹帘；服饰穿戴上开始采用潮绣，在戏曲舞台上成为时尚。清末，许多潮剧班社还到暹罗等东南亚地区华侨聚居处演出。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十多年间，潮剧有较大的变化发展。在海外形成以曼谷为首的潮剧中心，从曼谷到暹罗、新加坡、柬埔寨、安南等地的演出网点纵横交错，30年代形成海外潮剧的黄金时代。音乐唱腔形成曲牌联缀与板式变化的综合体制，演出场所由神庙戏台进入戏院。

    建国后潮剧进入改革的新时期。1950年成立潮剧改进会，进行“改人、改戏、改制”的潮剧改革工作。戏班主动停演庸俗、低级的旧剧目，创作和编演的新戏有《长城白骨》、《韦昌辉》、《闯王进京》、《生死恨》等，还相继移植改编《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等。1951年废除童伶制，烧掉卖身契，并改革班主所有制，招收培养青年演员，一批新演员先后崭露头角。

    1956年广东潮剧团成立，同年举办潮剧演员训练班，这是潮剧发展的标志。1955至1957年间各县相继建立专业潮剧团。

    1958年12月成立广东潮剧院，下分五个演出团。1957年至1959年两次进京演出并在沪、杭公演，与各戏曲剧团接触和交流，提高了表演艺术。1960年赴柬埔寨和香港演出，使潮剧在海外扩大了影响。1963年到1965年，潮剧出现了上演现代戏的热潮，剧目有《焦裕禄》、《滨海风潮》、《江姐》等。“文革 ”结束后，1978年广东潮剧院恢复建制。新创作了《彭湃》、《七日红》等现代戏，优秀传统剧目恢复上演。

    90年代以来，潮汕三市职业剧团的数量空前增加。还出现一批民办剧团活跃于城乡农村。 这些剧团创作、整理了一批优秀的古今剧目。1979年以来，每年都有一至两个潮剧团到泰国、新加坡或港澳演出。1979年至1989年10年间，潮剧院及汕头、潮州、揭阳三市所属剧团，共21个剧团，1000人次到海外演出。加强了海内外潮剧艺术的交流，促进了潮剧的繁荣发展。

艺术特点

    潮剧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音乐和表演形式兼收并蓄、博取众长而融为一体，程式严而不僵。潮剧唱腔轻婉低回，抒情优美；语言注重本土特色，善于运用方言、俚语，又具文采，有特殊的方言文学风味；生、旦表演轻歌曼舞，柔美俏丽；丑行分工细密，程式丰富，机巧灵活，形体动作遵循蹲、缩、小的原则；舞台美术使用潮绣等民间工艺，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特点。

    潮剧唱腔是曲牌联套体和板式变化体的综合体制，并有一唱众和的帮腔、帮声形式，二、三人合唱一曲或曲尾，风格独特，表现力很强。曲调以地方化的南北曲兼收昆、弋、梆、黄牌调及潮州民间弹词、歌册、小调融和而成。潮州方言语音具有八个声调，演唱出字行腔讲究“含、咬、吞、吐”，形成潮剧唱腔的地方风格。

    潮剧伴奏音乐先后吸收民间锣鼓、古诗乐、细乐、庙堂音乐等乐曲和演奏形式，具有地方色彩和独特的演奏特点。潮剧保留了较多唐宋以来的古乐曲，音乐曲调优美动听，管弦乐和打击乐配合和谐，善于表现感情的变化。根据乐器的不同组合，传统的剧目又分为大锣戏、小锣戏、苏锣戏。大锣戏最具特色也最为古老，唱词典雅，曲牌完整，唱腔缠绵，音乐多用重六、活五调；善于表现低沉气氛及悲怨情绪；小锣戏的剧目多是生活小戏，词语生动，采用地方舞蹈，生活气息浓厚，音乐多用轻六、反线调；苏锣戏气氛庄严、热烈，剧目多为公堂诉讼、征战打斗戏。

行当流派

    潮剧有四大行当：生、旦、净、丑。每一行当各有应工的首本戏，表演细腻生动，身段做工既有严谨的程式规范，又富于写意性，注重技巧的发挥，其中丑行和花旦的表演艺术尤为丰富。

生行

    小生： 多扮演风流潇洒的青年男子，穿项衫，重唱工，表演庄重文雅，多为正面人物，如《荔镜记》的陈三。

    老生： 扮演中老年男子，挂髯口，唱做并重，注重髯口、水袖的运用，如《闹开封》的王佐。

   花生： 也称丑生，多扮演行为不端或举止轻浮的人物，属小生行当，如《三笑姻缘》的唐伯虎。

   武生： 扮演武士或有武术的青年男子，重武工的发挥运用，如《杀嫂》中的武松。

旦行

    乌衫旦： 扮演已出嫁的中青年妇女，多属贤妻良母或贞节烈女，重唱工，多为悲剧人物，如《井边会》的李三娘。

    蓝衫旦： 扮演官宦的干金小姐或富家的闺秀，表演唱做并重，如《荔镜记》的黄五娘。

   衫裙旦： 扮演富家小姐或风骚少妇，重身段做工，正面人物如《戏珊瑚》的吕珊瑚，反面人物如《戏叔》的潘金莲。

    花旦：扮演村姑或婶女，穿窄袖衣衫，系腰带，多属天真乖巧、聪明伶俐的喜剧人物，如《苏六娘》的婢女桃花。

    老旦： 扮演年迈的老妇，重唱工，如《杨令婆辩本》的杨令婆。

    武旦： 扮演江湖侠女或巾帼英雄，多为机智豪爽的正面人物，表演以刀枪拳棍见长。如《武松打店》的孙二娘。

净行

    按表演风格，分为文乌面和武乌面。

    文乌面：注重袍蟒工架造型，如《摘印》中的潘仁美。

    武乌面：也称草鞋乌面，表演注重武工做派，如张飞、鲁智深等。

丑行

    官袍丑： 扮演官场人物，穿官袍，多为府县官爷或下属门官驿丞等，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表演重提袍揭带，重须眉眼脸，重靴帽等做工。

    项衫丑： 多扮演中青年男子，多为品格低下的人物，如《活捉张三》中的张三。表演注重技法的发挥，如水袖、折扇等，其模仿皮影动作的表演，富有特色。

    踢鞋丑：扮演相士、老艺人等走江湖或市井码头的低层人物，多为有正义感、喜打抱不平的正面人物，如《柴房会》的李老三。表演注重腰腿工，常带有特技表演。

    武丑 ： 多扮演有武艺而性格善良、豪爽的正面人物，如《宿店》的时迁，。表演多属南派武工。

    老丑、小丑 ：这两类丑多扮演正直善良、性格风趣的底层人物，如艄公、更夫，以及家僮、店小二等童角。老丑表演重口白，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女丑 ：扮演势利的媒婆、鸨婆、店婆或善良风趣的乳娘、农妇等中老年妇女。化妆造型表演均有特色，头饰为梳大板拖鬃，足穿翘头红鞋，身穿大边镶的衣裤，手执大葵扇，多为男角扮演，动作夸张，粗中透娇，滑稽可笑，如《骑驴探亲》的农村亲姆，《换偶记》的张幼花等。

    曲剧是河南省本地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旧时也称“高台曲”或“曲子戏”，有些地区又称“南阳曲子”。曲剧流行于河南全省及其周围邻近地区，是在当地流行的曲艺鼓子曲（洛阳曲子、南阳曲子）和踩高跷的表演形式的基础上，受到其他剧种的交叉影响发展而成的。

    曲剧最早可追溯到由坐班清唱的河南鼓子曲，由其中的杂牌小调与河南的民间歌舞踩高跷相结合，于1926年经由临汝县农民组成的同乐社搬上戏剧舞台，从而正式发展为戏曲剧种。其中的“高跷曲”由去掉高跷拐子的演员登上戏剧舞台，是曲剧由民间歌舞演变为“高台曲”这种正式的戏曲形式的一个质的飞跃。

历史沿革

   曲剧是在河南曲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起初的形式是由表演者边踩高跷边唱曲子，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高台曲。鼓子曲是一种曲牌联缀体式的说唱艺术，演唱时，三五人自执檀板击节，一反以前的三弦伴奏形式，需要帮腔处就一起帮腔。每一曲目，均按一定的曲牌顺序来演唱。约于清末民初，出现鼓子曲与踩高跷相结合的形式，称为“高跷曲”。它最初出现的时候，既不化装，也不分行当，只是由数人踩高跷唱有故事情节的曲子，以三弦等乐器伴奏，走街串坊。发展至1920年前后，才出现了有简单化装和粗略的行当分工的高跷曲，多数演出鼓子曲中大多有人物故事的民间传说脚本，如《小姑贤》、《打皂》、《小打鱼》等。 “高跷曲”去掉高跷拐子并登上戏剧舞台，是它由一般的民间歌舞演变为正式的“高台曲”这种戏曲形式的标志性事件，形成曲剧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

    早在民国15国(1926年)农历四月初七，由河南省临汝县郑铁炉村朱万明和大张村关云龙所率领的剧社“同乐社”（由高跷曲“玩友”（业余性质的演员）朱万明、马清波、陈书奇、李富生、郑君等组成）一行共16人前去河南登封县颍阳乡三里李洼村演出，因为天下雨不能踩高跷演出，应观众的迫切要求，由观看演出的农民将运载庄跷的牛车搭成高台，而去掉高跷拐子登到台上演唱，演唱了《许状元祭塔》、《杨八姐闹酒店》等剧目，新的表演方式收到出人意料的好效果。从此，高跷曲走上了舞台。这种去掉高跷在高台演出的形式，在20年代后期已较普遍，被称为“高台曲”。此后又有“曲子戏”、“曲剧”等称谓。高台曲大多仍保留高跷曲的风格，演出的剧目也多数是中小型戏和折子戏，如《三娘教子》、《三击掌》、《草人媒》等。一般演员的人数不多，有时打板的还兼做帮腔。1928年，朱万明在洛阳看了文明戏（通俗话剧）的演出后，受到相当大的启发，便与“玩友”结伙进城，在洛阳老集的一个炕院（“胜利舞台”原址）演出《戒大烟》、《放足》、《李豁子离婚》等时装戏，受到欢迎，高台曲之名从此盛传。30年代起，高台曲逐渐向兄弟剧种学习表演程式，戏剧的伴奏乐器也逐渐增多，逐渐发展成为健全的“文武场”，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地方戏曲，向正规化的方向发展。曲剧在吸收了豫剧、京剧等戏曲剧种的打击乐，并根据演唱伴奏需要丰富了管弦乐，剧目也渐渐由演家庭生活戏而偏向于演历史戏（袍带戏），由演中小型戏而演大戏，各行当也逐渐完善起来。

    但在30年代前期，一般曲剧戏班还是停留在业余性质：农忙务农，农闲从艺，一个班社也仅十余人。他们在演出时也不讲戏价，只求管吃。若收到馈赠钱物，则全班社平均分配。当时，在汝南、周口、信阳、南阳等地，都先后出现了高台班。

    1930年前后，较为知名的高台戏班社有四个：一、以朱万明为首的班社，以洛阳一带为其活动中心；二、以刘乐为首的戏班，经常在孟津、新安一带活动；三、由胡定、刘宝才带领的戏班，经常在漯河、叶县一带活动；四、由秦中旭、李永治带领的戏班，经常在登封、偃师一带活动。

    到抗日战争时期，曲剧的发展犹为迅速，遍及了全省的主要县市，直至安徽省的临泉一带也都有河南“曲子戏”的演出痕迹。在周口、淮阳、界首等地开始出现半职业性剧团，知名演员有杨德富（艺名洋白菜）、李金波、陈万顺、陈玉佩（曲剧最早的女演员）等。具体象在1939年李金波在安徽界省文化村与戏剧家焦菊隐同台演出《高平关》；1940年年，河南省大部分地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很多曲剧艺人被迫流亡到南阳等地结成职业班社，从而以南阳为中心，进行演出活动，有些班社还到湖北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等地演出，更有一些艺人沿陇海铁路流亡到宝鸡、天水、兰州等地，其中以赵自安、马德山创建的幻而非曲子社最著名。1943年，李金波、张凤录等组成曲剧班社抗建剧社。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以曲剧“有伤风化”、“诲淫诲盗”为借口，下令取缔，禁止其演出，使得不少艺人被迫去山西、陕西、湖北、四川等地演唱谋生。著名艺人李金波不畏强暴，以“警钟剧社–南平调”的名义，组织任俊杰、白永玲、常文成等，于当年十一月间在开封新林影院演出，先后两个月左右，深受观众欢迎和支持。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统治者也就不了了之。为庆贺曲剧重新获得生存，“警钟剧社–南平调”改名“新生曲剧社”，并邀请蓝辑吾、刘卫生等为主的洛阳曲剧班参加演出。1947年，新生曲剧社在郑州演出时，国民党政府以“新生”两字涉嫌共产党宣传，剧社被当局勒令解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河南曲剧不仅在本省的大部分地区盛行，而且还在甘肃、陕西、河北、安徽、江苏、湖北等地也建立有专业剧团。1956年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汇演大会鉴于朱万明对河南曲剧形成的贡献，授予他荣誉奖，临汝县也被誉为河南曲剧的发祥地。

   至1983年，河南全省共有专业剧团三十三个，除此之外，在湖北、云南、山西、河北等省也先后建立了专业的河南曲剧团。在这些剧团中，较著名的演员有郭立仙、张晓风、邢金锷、谢芳馨、霍振海、郭凤娥、田钦泽、周玉珍等。各地的剧团也先后整理改编演出了一批优秀传统剧目，并创作演出了一批现代戏，使得曲剧在表演艺术、舞台美术、音乐唱腔等方面不断取得革新。

艺术特点

    由于曲调来源于民间生活小戏，因此歌词易学，并大多采用本嗓来演唱，表演也相当接近生活，传播速度极快。

   河南曲剧的唱腔是采用曲牌体式。最初登上舞台时，曲剧的腔调大多采用“杂牌小调”的形式，仅有〔阳调〕、〔剪靛花〕、〔诗篇〕等十余支。后逐渐吸收流行于南阳一带的曲艺“大调曲”，丰富了唱腔的形式。曲剧的曲牌大多由两句、三句、四句以及各种垛子组成，有大牌子（大调）、中小杂牌（小调）和丝弦曲牌之分。总的风格特点是：质朴、自然、婉转、柔美，悠扬缠绵，抒情性强，生活气息浓郁。

    曲剧的唱腔结构为长、短句–曲牌联套体制。唱腔、曲牌大约有150多种，其中有来自明、清民歌小曲的〔阳调〕、〔剪剪花〕、〔诗篇〕、〔打枣竿〕、〔茨儿山〕、〔太平年〕、〔罗江怨〕，有来自鼓子曲的〔马头〕、〔青阳扇、〔潼关〕、〔小桃红〕、〔满江红〕、〔劈破玉〕〕等。伴奏用的丝弦曲牌有〔大起板〕、〔状元游街〕、〔山坡羊〕、〔高山流水〕等130 多种。

    大牌子（大调）一般均在百板以上，主要有〔马头调〕、〔边关〕、〔黄鹂调〕、〔满江红〕、〔劈破玉〕、〔背弓〕、〔叠落〕、〔寄生草〕、〔叠断桥〕、〔小桃红〕、〔起子〕、〔重楼〕、〔金纽丝〕、〔上小楼〕等。这类大调一般慢板长腔，表现婉转柔细，缠绵悱恻。

    中小杂牌（小调）则均在百板以下，主要有〔阳调〕、〔太平年〕、〔诗篇〕、〔满舟月〕、〔打枣竿〕、〔罗江怨〕、〔银纽丝〕、〔剪剪花〕。这类小调多表现为声韵清亮，灵活多变，音域宽广，音调随高就低舒展自如，可塑性大，表现力强。也有一些把原有曲牌改编成新曲调的，如〔小汉江〕、〔软诗篇〕等。另有吸收其他剧种的，如〔书韵〕、〔瓦碴堆〕等。

    丝弦曲牌则主要有：〔老八板〕、〔过街俏〕、〔葡萄架〕、〔开手〕、〔哭周瑜〕、〔山坡羊〕、〔羝元游街〕、〔大起板〕、〔高山流水〕、〔小雀〕等。这类曲牌主要在剧中用来烘托气氛，配合各舞蹈动作来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

    按表现内容风格的不同来分，曲剧的曲牌中表现活泼愉快的情绪的有〈银扭丝〉、〈垛子〉、〈太平年〉等；表现悲伤哀愁的情绪的有〈在汉江〉、〈诗篇〉等；表现激越愤慨的情绪的有{阳调}等。

    河南曲剧的主奏乐器是坠胡。另外还有三弦、唢呐、琵琶、二胡、筝、笙、月琴等。新中国建国后，有些剧团还分别增加了诸如木管、铜管、弦乐、定音鼓等西洋乐器。打击乐器最初仅有锣鼓，只用于“打闹台”。于1940年前后，曲剧吸收了京剧、豫剧的锣鼓经，打击乐器才逐步得到完善，有象鼓板、大锣、二锣、铙钹、小钹、风锣、木鱼等。

    在现代形式的戏剧的表演方面，河南曲剧比较注意运用舞蹈动作用以表现现实的各种生活内容。例如剧本《赶脚》中的耍伞、赶驴、骑驴；《游乡》中的挑担子赶路、爬山；《下乡》中的推车、拉车；《掩护》中的划船过封锁线及骑马等，都特别设计了生动而富有生活情趣的舞蹈动作。

角色行当

    早期的河南曲剧在表演上继承了高跷曲的歌舞身段和行当分工。

   高跷曲一般有五个角色：老婆（老旦）、媳妇（青衣）、姑娘（小旦）、相公（小生）、和尚（丑）。和尚经常兼扮演老旦，并且有时还会增加诸如“二姑娘”、“瞎子”等配角行当。早期的河南曲剧无论演什么戏，角色一般不外乎以上五种主要形式。早期演出时，剧中的人物出场，一般开始时都是背对观众，走至台中心后才转身亮相，然后踩着“大起板”的弦乐伴奏节拍跑“剪子股”圆场，形式与踩高跷时的打场子相同，必须跑完四十八板再进行正式演唱。曲剧的动作、身段、架势还基本保留着高跷曲舞姿的原型：表现为不停地前走和后退，而和尚或瞎子（丑角）则在其间不断地插科打诨。

    1933年，曲剧流传到河南中部周口和东部开封一带。到抗日战争时期，又流行于陕南和鄂北。在流传的过程中，随着上演的剧目的丰富，曲剧在吸收了豫剧、京剧、越调、汉剧等兄弟剧种的表演艺术后，才逐渐建立起生、旦、净、丑完整的各行当，并出现了一批较有成就的演员。

     旦行是曲剧各行当之首。因早期大多演出“三小戏”，又多以旦角为主，所以河南曲剧的旦行名角颇多，在表演艺术上也各具特色。建国前的演出，旦角多由男性来扮演，较著名的演员有许文兴、胡定、李金波、朱天水（艺名香水）、李九常等；建国后曲剧又培养了诸多女演员，象张新芳、王秀玲等在表演艺术上就较有成就。

    朱天水人称“洛阳迷”，表演时嗓音细腻、音色朴素自然，唱腔甜美，声情并茂，以演剧本《蓝桥会》著称。许文兴擅长表演农村少女形象，当时有“活闺女”之美誉。胡定（青衣）擅长于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塑造人物形象，表演时稳重大方，擅长演出的举目有《游龟山》等。张新芳的表演形式朴实、真切，唱腔讲究吐字归韵，擅长应用“大闪板”方法，所演出的《陈三两爬堂》一剧，成功地塑造了陈三两的形象。（见 图曲剧-1）李九常表演风格细腻，所演的《风雪配》中场景姑娘做针线活，从合线、抖线、咬线、纫线、纳鞋底乃至不慎而导致针尖扎手的过程，表现得细致入微、极其逼真，各环配合也丝丝入扣。（见 图曲剧-2）

    生行大多以小生为主，表演时一般以文生、空生一类角色居多，没有武生。从40年代曲剧开始演出“袍带戏”后，发展了须生。小生朱六来在河南曲剧发展的初期，在没有锣鼓伴奏的情况下而创造出一套载歌载舞、柔和自然的表演艺术，使曲剧的表演突破了高跷曲的传统程式。须生海连池、马琪均以表演质朴，并富于生活气息见长。后者的所演《寇准背靴》中的寇准，在台步、水袖、髯口、帽翅等技巧的运用方面，有颇高的造诣。（见 图曲剧-4）

    丑行在曲剧发展的早期，作用仅限于插科打诨、逗人取笑。发展自王振东开始，注意从人物的性格出发，逐渐向唱做并重方向演变，形成了诸如娃娃丑、正丑、官丑、恶丑等不同类型的丑角。例如王庆生，在以丑角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就有过颇多创造。

    净行自张广耀、李云城开始，逐渐成为河南曲剧的专行。他们从〔阳调〕中分出净角的专门唱腔。建国后，谢录专攻黑头，以《铡美案》、《下陈州》等剧而享名。

浙江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又称“温州乱弹”。 是流行在浙江南部温州一带的古老剧种，它以“书面温话”作为舞台语言，原称“温州乱弹”，因温州地处瓯江下游，古称“东瓯”，1959年定名为瓯剧。

历史沿革

温州是宋代南戏的发源地。明代以后，高腔、昆腔流行于浙江南部，明末清初，温州的戏班以演唱高腔和昆腔为主，乱弹腔传入后，逐渐兼唱“高”、“昆”、“乱”。当时温州一带农村流行一种半职业性的“三月班”，农闲时结班做戏。农忙时务农。这种班社起初仅有八个演员，只能演出《浪子踢球》、《卖胭脂》等小戏，在演出角色较多的剧目时，则采取跑角、兼角办法。后逐渐发展成为职业性班社。清代中叶，温州的戏班又吸收了徽调、滩簧和时调，逐渐发展成为多声腔的剧种，并出现规模较大的职业班社。但此时演唱昆腔、高腔者渐少，而以乱弹腔“正乱弹”、“反乱弹”为主。

据史料考证，温州一带最早的乱弹班是以洪全本为班主的“老锦秀”班，成立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老锦秀班是具多种声腔而以乱弹腔为主的班社，能演八十四本大戏，成为后来温州乱弹固定的传统剧目。清嘉庆（1796－1820）年间，班社有日秀、三星、小春花、八永义等。

道光（1821－1850）时，温州一带商业、手工业更加繁荣，人口激增，班社一度发展到三十余个，主要班社有新益奇、竹马歌、老同庆、新联奇、新同庆、大三异、大吉庆、小同庆等。活动区域除浙南的温州、台州（治今临海）、处州（辖今浙江丽水、缙云、青田、遂昌、龙泉、龙和等县）外，还远及闽北、赣东北等地，相当繁盛。

宣统二年(1910)后，京剧开始在温州流行，温州乱弹开始衰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部分班社解体，致使温州乱弹一蹶不振，到40年代，仅存老凤玉、新凤玉、胜凤玉三个班社。建国后，有关部门将老凤玉、新凤玉、胜凤玉三个班社合并组成胜利乱弹剧团。1950年后又先后成立“更新”、“红星”等班，1955年合并为温州乱弹剧团。1959年温州乱弹更名瓯剧，温州乱弹剧团也改称为温州地区瓯剧团。

艺术特点

瓯剧唱做并重，文武兼备，以做工见长。武戏吸收民间拳术和武技，紧凑、惊险。所用语言为温州官话，唯丑脚用温州方言。

瓯剧的音乐唱腔由高腔、昆腔、乱弹、徽调、滩簧、时调等多种声腔构成，现代瓯剧以唱乱弹腔为主，兼唱他腔。一剧中兼唱几种不同声腔，表演上已形成统一的艺术风格，具有朴素、明快、粗犷而细腻的特点。传统曲牌有一千多支。因长期活动于农村山乡，表演上生活气息浓厚，形式上格律不严。

瓯剧的高腔，音乐结构为曲牌联套体，仅以锣鼓助节，无管弦乐器伴奏（个别剧目，如《磨房串戏》和《循环报》中，有一段有管弦伴奏）。演出时，一人独唱，众人帮腔，音调高亢，风格粗犷。不少曲牌频繁使用宫调交替和转换手法，形成特有风格。

瓯剧的乱弹,分为正乱弹和反乱弹两种,均为板式变化体 结构。定调正、反相差5度,各有原板、叠板、紧板、流水和起板、抽板、煞板等变化,并有“洛梆子”、“二汉”等其他曲调。乱弹腔曲调华彩，优美动听，由于用中原音韵结合温州方言演唱,唱腔具有地方特色。在瓯剧“正宗”的传统乱弹大戏中，大都唱正乱弹。故正乱弹一向被称为“祖音源流”或“主音源流”。它与当地民间音乐有明显联系。作为乱弹腔基本板腔之一的“原板”为上下句结构，明亮刚健，可变性大，既可表现欢快感情，又能抒发低沉的情绪。反调原板在节奏与结构上，与正调原板相似，仅较正调原板平柔委婉，调式也不同。正、反原板，均可单独演唱，也常与叠板、流水等板式联结使用。正流水板是气氛喧嚣，适宜于悲哀的感情，可单独使用，亦可与其他板式作联接。流水板与紧板旋律基本相同，紧板以散板形式演唱，流水板以1/4节拍快速演唱。在演唱中，伴以大锣大鼓。反流水板的唱腔结构和演唱方法与正流水板同，但比前者激越高亢。

瓯剧音乐明快、流畅，表现力很强，能细致地表达各种人物内心复杂感情。

瓯剧语音是温州方言加中州韵。俗称“乱弹白”或“书面温语”（温州官话）。旦角以假嗓（又称阳喉）为主，真假声结合；小生则以真假嗓结合，以本嗓为主，谓之“子母喉”（也叫雌雄喉，阴阳喉）；大花多用咋音；老生、老旦用本嗓；老生多用“堂音”、“虎音”，老旦多用脑后音。

伴奏乐器，以笛子为正吹，板胡（旧称“副吹”）为主要伴奏乐器。此外，尚有琵琶、三弦、月琴、扬琴、二胡、中胡、大胡、笙、箫、唢呐、长号、芦管、牛筋琴等。

瓯剧的广场曲牌有丝竹曲和唢呐曲两种。多能伴以各种锣鼓，富有地方色彩。其中〔什锦头通〕、〔西皮头通〕、〔一封书〕，为瓯剧著名的“三大头通”。

瓯剧的表演，唱做并重，以做功见长。如小生可分穷生戏、风雅戏、花戏、箭袍戏、雌雄戏、(童生)戏、胡子戏。在《陈州擂》、《玉麒麝》等剧中，翻扑跌打，一应俱全。小旦有悲、花、泼、癫、唱、武 等六类戏；花旦须兼演刀马旦，有时还要反串武小生，如《哪咤闹海》中的哪咤，是花旦的重头戏。二花兼演武花脸，如：《紫阳观》中杜青，要有“飞腿”、“倒爬”、“水鸡步”、“虎跳”等武功表演。此外，如小生的“麻雀步”；旦脚的“寸步”、“跌步”、“三脚”以及小花的“踢球”、“飞锣”、帽功、扇功等，均有独到之处。由于瓯剧长期活动于农村，表演具有朴素，明快和粗犷的风格。瓯剧的武戏，更具独特风格，吸收民间拳术而成的“打短手”、“手面跟头”，演员赤手空拳，互相搏斗，时翻时跌，动作紧凑。“打台面”中的“上高”、“脱圈”、“衔蛋”等技巧，亦颇惊险。其它如三节棍、梅花棍、对于连环(即“藤牌陈”)等武技，均颇有特色。其他表演特技如《神州擂》的箭，《火焰山》的扇，《北湖州》的叉，《打店》的枷，以及小生的“麻雀步”、旦脚的“寸步”、“跌步”、“三脚步”，青衣的“背尸”等，都具特色。

角色行当

瓯剧在清光绪以前，只有“上四脚 ”(生、旦、净、丑)和“下四脚”(外、贴、副、末)八个脚色；清光绪以后，随着剧目发展的需要，行当越分越细，发展为三堂十六脚，即白脸堂：小生、正生、老外、武生、四白脸；旦堂：当学旦、正旦、花旦、老旦、三手旦、拜堂旦(小旦)；花脸堂：大花、二花、四花、小花、武大花。

生行：

初时瓯剧角色以生为主，称为正生，扮演中、青年男子。外(老外)，系“生外之生”，专扮演老年男子；末为“生之末”，扮演中、老年男子中的配角；小生原只扮演青年男子的配角，生行一般俊扮不涂花脸，故又称“白面堂”，但也有少数开花脸的戏。生行早期尚有小外、小末等脚色，亦即后来的“四白脸”，是生中扮演次而又次角色者。清中叶以后，乱弹、皮簧勃兴，描写男女爱情婚姻的戏增多，小生由次要变为主要，正生成为老生的专称。自此，生行基本上形成小生、老生、老外、副末四行当的格局。但仍无文武之分，要求演员文武不挡，做打皆精。生行的唱法，老生用“堂喉”(本嗓)，讲究嗓音浑夺取明亮，吐字清楚，喷口有力，有的则用“小堂喉”(高音区运用假嗓)，有的腔句往往翻高八度演唱(如〔拨子〕翻高，称为“拨子高唱”)，听来飘逸洪亮，别具一格。老外均用堂喉，讲究嗓音苍劲浑厚，以声如洪钟者为佳。副末亦同。小生原用“雌雄喉”(真假嗓并用，转折明显)，演唱中能结合和谐者甚少，自有女小生后，真假嗓运用始自然优美。

花脸行：

瓯剧很早就形成大花脸(净)、二花脸(副)、三花脸(即小花脸，丑)、四花脸等四色花脸的格局，后期由于角色增多，开始增添一些花脸脚色，如 “武大花”等。大花脸所扮演的角色较多，有忠有奸，有正有反，上至帝王权贵，下至乞儿龟奴，几乎无其不有。若以其所抹花脸区分，计有红、黑、白、花四类。红脸多为英勇忠义之士，黑脸多为憨直刚毅之人，白脸多为奸刁卑俗之徒，花脸(杂色脸)多为凶残邪恶之辈。二花脸介于净、丑之间，亦净亦丑，亦文亦武，二花脸(副)擅饰憨厚蠢笨的角色。小花脸(丑)，旧俗在戏班中地位最高，能代表老郎（戏神）在班中执法。其扮演的角色，忠奸善恶，男女老少，且文武不挡，无所不包。小花脸亦兼演彩旦，如《碧桃花》中的牢婆，《牡丹记》中的皮氏等。四花脸，为花脸行的次要脚色，如《水擒庞德》中，大花脸饰关羽，二花脸饰周仓，四花脸则饰庞德；《碧桃花》中小花脸饰牢婆，四花脸则饰配角牢头。四花脸在较多戏中则扮演奴仆、家将、皂吏、报子之类。大花脸唱念均用大嗓，不仅要求声音洪亮，而且要有翻滚之声，因声如滚雷隆隆和巨浪翻腾，称为“滚喉”，亦称“水底翻”。小花脸用“堂喉”(真嗓)，但说白常用“子喉”(假嗓)与“堂喉”结合，有时突然翻高八度，以增强风趣诙谐的效果。二花脸用嗓近于大花脸，四花脸则与小花脸接近。

旦行：

早时只有旦(正旦)、贴(亦称作旦)、夫(老旦)和小旦四色，正旦与正生相配为男女主角。清中叶后，正旦的地位为花旦所代替，与小生相配，成为男女主角，正旦则成为专饰中年妇女的配角。后因武戏增多，又添“武小旦”一色。清末以后，旦戏增加，各剧种又都增添了“三手旦”(或称“三梁旦”)一色；使旦行多至七个脚色。花旦专演年青女子，唱做俱重，文武兼能。因其在许多戏中挑大梁；因而有人称之为“大梁旦”、“当家旦”。贴旦亦称作旦，亦扮演年青女子，常为花旦之配角，故有人称之为“二梁旦”。但贴旦专工唱，花旦更重做，故贴旦仍有其所长和特色。如《西厢记》中花旦饰红娘，贴旦则饰崔莺莺。正旦主要演中年妇女，还常兼演次要小生，武小旦专演旦脚武打戏，如《打店》中的孙二娘，《白蛇传》中的小青等。老旦专演老年妇人，有时兼演其它角色。三梁旦(三手旦)为旦脚中次而又次者，常演一些丫鬟、宫女等角色。小旦因每戏结尾大团圆时，常头披红巾充新娘拜堂，故又称“拜堂旦”，多由学徒担任。

    川剧是西南地区影响很大的一个剧种，流行于四川、云南、贵州等省。

    川剧也是一个多声腔的剧种，由高腔、昆腔、胡琴腔、弹腔和四川灯戏五种声腔组成。这五部分声腔，在四川独特的地域文化中渐渐融合，从一开始的各自分班演出逐渐发展为合班演出。到了辛亥革命前后，五个声腔的班社纷纷进入成都、重庆等大都市演出，接下来它们逐渐走向了同台演出，并在语音、音乐、表演、舞美各个方面充分磨合，形成了风格统一的川剧。

    川剧流传范围广大，构成声腔众多，形成历史漫长，所以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主要有四派：川西派、资阳河派、川北派、川东派。

历史沿革

    关于川剧的形成，有几种说法：本土说认为，四川唐有杂剧、宋有“川杂剧”，而以高腔而论，“一唱众和的徒歌形式”早已有之，并非弋腔所致。另外还有明代说、清乾嘉年间说、雍乾年间说等。

    在川剧实际形成的过程中，外来的昆、高、胡、弹声腔，各有其先后传入和演变的过程，源于本土的灯戏，也吸收了江南塞北的民间小调，才逐渐形成自己的声腔。

    川昆-指川剧的昆腔，由来自江苏的昆曲演变而成。江苏的昆曲（简称苏昆）于明代后期流入四川。入清以后，随着朝廷大量移民和入川官宦、社会名流嗜好昆曲，携带家班成风，昆曲也随之入川。

    昆腔到了四川后，保留了原先的曲调，但为适应四川观众的观赏需要，唱白都改用了四川方言，成为“川昆”，并与高腔、胡琴、弹戏等声腔及川剧锣鼓相结合，以“二下锅”、“三下锅”的组腔形式进行演出，或以“昆头子”（昆腔曲牌与其它声腔的组腔方式）溶入戏中。同时，又习惯地把吹腔溶进昆曲声腔。

    昆曲就是在长期与四川方言、民间音乐、川剧锣鼓的结合中，逐渐演变为具有四川演唱特色的昆曲-川昆。1912年，昆曲戏班“舒颐班”入盟“三庆会”，昆腔成为川剧五种声腔之一。

    高腔-从江西弋阳腔发展而来，清雍正二年（1724），成都有高腔戏班“老庆华班”。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已经传入四川，时称“清戏”。高腔是一种一唱众和的徒歌式声腔，不托管弦，吟唱口语化，而且曲牌众多，又有帮腔、打击乐（锣鼓伴奏）烘托，特色鲜明，个性突出，深受四川人民喜爱。它与四川方言及本地的秧歌说唱等民间艺术结合，不断丰富自身表现力，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民国元年，高腔戏班宴乐班等与其它声腔戏班，组成“三庆会”，高腔声腔，逐渐成为川剧的主要声腔。

    胡琴腔又叫“丝弦子”，因由“小胡琴”为主奏乐器，所以得此名，它从徽调、汉调发展而来，并吸收了陕西汉中二簧的成分，也是西皮、二簧俱全，但是它的腔调、板式、过门等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是用四川方言演唱的。

    胡琴腔在四川流行约在清乾隆年间，之后，与四川方言、音乐，尤其是川剧锣鼓以及与其它声腔相结合，逐渐“川化”，先以“两下锅”，“三下锅”形式组合演出，后又有几腔合班的戏班式组合演出。

    民国元年，胡琴腔戏班正式入盟“三庆会”，成为五腔共和的川剧声腔。

    弹戏-又叫“川梆子”、“盖板子”，它是秦腔在四川的流变。秦腔入川较早，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李自成、张宪忠入川时带入的。另外一种说法是清川康年间。

    秦腔在四川演变过程中，首先为适应四川观众的习惯，改“陕白”为“川白”，同时又与胡琴、高腔等声腔和川剧锣鼓，逐渐结合，或组腔演出，不少川剧剧目是以弹戏为主腔，又溶入胡琴、灯调的。

    “三庆会”成立后，弹戏戏班太洪班等入盟，弹戏成为川剧五种声腔的组成部分。

    灯调源自四川民间灯会习俗和民间歌舞、音乐，主要声腔是以“胖筒筒”伴奏和以民间小曲。亦称“胖筒筒”。它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南北小曲，并由元宵灯会习俗中发展为常年演出。

    上述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先后传入四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以原声腔剧种面貌面世。至嘉庆年间，虽已有在社戏、庙会中合台演出。但基本上还是独立的声腔剧种，并且服务于不同省籍的群众。

    在外来声腔合流过程中，外籍艺人来川授艺或建立戏班，起了推动作用。光绪年间有陕班艺人查来喜到桂华科社授艺，学生一般以学戏为主，各声腔融会于学生技艺之中。名丑岳春，擅长昆、高、胡、弹诸腔，熟谙小丑、小生表演技法，他与生角萧遐亭、净角罗开堂、鼓师彭华庭在“三字科社”培养了傅三乾、蒋润堂、蔡三品等一批“多腔”演员。

    道光至同治年间，因四川商业经济的发展，中心城市日渐完善，各戏班纷纷涌入，为满足观众需要，分别与别的声腔组台演出，或将兄弟声腔溶合在自己的声腔之中，出现了“二合班”、“三合班”的班社（即二种以上声腔合流）或“二下锅”、“三下锅”的演出，还有不少班子采取以演某种声腔为主，兼演别种声腔的组织形式。

    川剧各声腔的合流过程，首先统一在四川方言上。如“陕白”改“川白”，“苏白”改“川白”，以适应四川观众的需要。同时，以川剧锣鼓为媒介，把各不同声腔的演唱，统一在川剧锣鼓节奏之中，使不同腔系的演唱方法，走向谐调和统一。

    清光绪年间，成都成立 “戏曲改良公会”，川剧名角康子林、周名超，文人作家黄吉安均是该会成员。该会邀请川中名士，编创剧本，推广了赵熙编写的《情探》。该会要求演出规范化，改包银制为分帐制，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对伶工实行考核等，这些措施对推动戏曲改良，促进川剧的提高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成功。在革命思潮推动下，主唱高腔戏班的宴乐、长乐、宾乐、翠华；演唱昆腔、弹戏、胡琴为主的太洪、舒颐和彩华等戏班，经过协商，自愿组成“三庆会”，使五种声腔融汇一炉。

    “三庆会”拥有康子林、萧楷成、唐广体、唐德彝、周名超、刘芷美、雷泽江等一批名角。它主张戏曲改革，在继承保留川剧传统戏的同时，创演切中时弊的时装戏，上演了《述秋瑾事》、《武昌光复记》、《西太后》等戏。

    该会还附设有精研社和升平堂，先后培养了唐荫甫、白玉琼、周慕莲、周企何等一代演员。“三庆会”的成立，使历史上已经出现的各声腔合流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川剧的五腔共和，使剧种的艺术具有更大的优势，涌现了黄吉安、尹仲锡、赵熙、冉樵子等一大批剧作家。各腔系、各流派的表演技巧，使川剧即有高亢激昂、火爆豪放的唱腔，又有细腻入微、抒情风趣的表演。尤其在表演技巧方面，创造了变脸、变髯口、藏刀、踢慧眼、梭台口、打叉和扇子功、褶子功、翎子功、水发功、水袖功等匠心独创、风格特异的表演技艺；岳春、杨素兰、康了林、唐广体、萧楷成、周名超、刘子美、周慕莲等一大批著名演员的拿手好戏、绝招特技把川剧的表演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

   四川解放前夕，社会上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不少艺人流落街头。加上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的严重侵蚀，川剧舞台上充满色情、淫秽、荒诞、诡异的剧目，川剧艺术面临绝境。

    解放后，濒临绝境的川剧艺术得到新生与发展。

    1950年，大多数川剧团移植上演了《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闯王遗恨》等老解放区传来的优秀剧目，创作演出了《一贯害人道》、《枪毙恶霸连少华》等剧目。

    1952年，川剧代表团组织了庞大的演出团，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柳荫记》、《秋江》、《评雪辨踪》、《送行》、《五台会兄》等一批优秀剧目和演出获奖。

    为使川剧艺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改制”方面，政府派出干部，帮助艺人摒弃旧戏班的陋习，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和经济分配制度，协助各地班社，组建剧团，并为这添制衣箱，修建剧场。

    在声腔方面，主要以高腔声腔为主要对象进行革新。改用女声领腔、帮腔，选择了唱腔好、音色美的女演员充任领腔、帮腔人员。在此基础上，又有女角以女声帮腔、男角以男声帮腔和男女合声帮腔等实验，各剧团还设立女声帮腔专职人员，成为制度。改革声腔的同时，有些剧团也作了一些高腔加伴奏的革新尝试。

    表演方面，周慕莲、张德成、阳友鹤、刘成基等著名演员对表演艺诀、创造角色经验、步法、指法、眼法、身法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

    1969年，中国川剧团出访东欧各国。八十年代初，赴香港地区演出，获得国际友人，港澳同胞的高度赞誉。

   “文革”期间，一百多个川剧团横遭解体，一大批著名演员、导演、作家、艺术家被打成“牛鬼蛇神”，或扫地出门，或调到“土劳改队”去“劳改”，有的甚至迫害致死。

    “文革”后，川剧很快得到复苏。四川省文化局在宣布分批开放传统剧目的同时，举办文艺调演，促进了创作和演出。恢复了四川省川剧学校，更名成立了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所，复建了四川省川剧院等单位。由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种剧集锦《川梅吐艳》，在全省及全国放映。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时节，川剧《卧虎令》、《修不修》等进京演出并获奖。1980年戏曲季刊《川剧艺术》问世。

    1981年，自贡市创作和演出的现代戏《四姑娘》赴京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戏曲现代戏演出获得了演出奖。同时，该团创作并演出的川剧《易胆大》也在京演出，获得好评。川剧剧本《四姑娘》（作者魏明伦）、《易胆大》（作者魏明伦、南国）、《点状元》（作者汪隆重）还被文化部、中国剧协联合授予1980－1981年度全国话剧、戏曲、歌剧优秀剧本评奖的优秀剧本奖。

艺术特点:

    川剧在音乐唱腔方面的最大特点在于， 它是由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不同声腔组成的，这在中国剧种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昆腔的唱腔基本上保持原“苏昆”的特点：腔调曲折婉转，节奏较缓慢，特别讲究发音吐字的准确性。伴奏乐器以笛为主，打击乐中必须加上苏锣、苏钹。唱腔的曲牌尚存一百多支，如[点绛唇]、[香柳娘]等，绝大多数与高腔曲牌名称相同，但曲调不同。曲牌运用时，以多支组合的套曲为主，川剧呼之为“成堂曲牌”。

    高腔是川剧中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声腔形式，主要特点是：行腔自由，为徒歌式，不用伴奏，只用一副拍板和鼓点调剂节奏高腔的唱腔高昂响亮，婉转悠扬，铿锵有力，并有帮腔和之。打击乐采用大锣大鼓，贯穿于曲牌始终，使帮、打、唱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演唱过程中，宣叙调与咏叹调交替使用，帮腔与唱腔互为增辉，加之以密锣紧鼓的配合，能使舞台气氛变化无穷。

    高腔的曲牌十分丰富，据传约三百多支，常用曲牌亦有近百支左右。曲牌的结构，包括起腔、立柱和扫尾三部分。另外，高腔曲牌中还有所谓“重腔”、“犯腔”、“钻腔”、“滚腔”、“飞腔”、“咿腔”、“呜腔”、“啊腔”的区分。

    高腔音乐最有特色的还是它的帮腔。建国前，川剧的帮腔主要是由鼓师领腔，其它乐工人员帮腔。建国后，专门配备了嗓音较好的女帮腔队。帮腔可起到定调，描述环境，制造舞台气氛，提示剧中人物的内心感情，代表第三者对剧中人物的评价等作用。

    胡琴腔分二黄和西皮两大类，伴奏乐器以小提琴和川二胡为主，并有唢呐和笛子的吹奏，适于表现各种情绪。

    弹戏是一种唱梆子腔的声腔，包括情绪极不相同的两类曲调：一类叫“甜平”，表现欣喜、欢乐的感情。一类叫“苦平”，表现悲哀、凄苦的感情。板式有“一字”、“二流”、“三板”、“垛板”、“倒板”等。

    灯戏音乐称为“灯调”。乐曲一般比较短小，节奏鲜明，旋律明快，听来有轻松活泼的感觉，长于表现诙谐风趣的喜剧场面。灯调在运用时，也采用曲牌相连接的形式，但因乐曲比较短小，一般只四句、六句或上下句，所以演唱时，一首（段）乐曲大多配上若干不同的唱词反复地唱。曲牌（调）较多。伴奏乐器主要是“大筒筒胡琴”，这种胡琴的琴杆粗而短，琴筒较大，音略带“嗡”音，建国后加进了川二胡之类的弦乐器。

    川戏锣鼓在川剧音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在戏中起伴奏作用外，还直接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常用的小鼓、堂鼓、大锣、大钹、小锣（兼铰子）统称为“五方”，加上弦乐、唢呐为六方，由小鼓指挥。演唱时，由于锣鼓贯穿其间，使唱、做、念、打几方面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川剧艺术特有的风格。同时，川剧锣鼓在整个川剧舞台艺术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仅锣鼓曲牌就有三百支左右。川剧锣鼓还常用作为音响效果，行船时双桨划动的声音、潺潺的流水声、哗哗奔流的滩声、飒飒的风声和洒洒的雨声，以及搬动沉重物体的撞击声等，都能比较真实生动地表现出来。

    此外，川剧的表演还有一项绝技–变脸。川剧的脸谱能不停地变化十几种，而其它剧种的变脸一次只能变一到两个脸谱。川剧中的变脸是由特殊的机关和演员的技艺结合在一起的，真正达到了不留痕迹的境界，在所有的变脸技艺中川剧当属最高超的。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声腔流行的地区和艺人师承关系的不同，在表演方面形成了川剧的几种流派，有旦行的浣（花仙）派、丑行傅（三乾）派、曹（俊臣，武生、武丑，有“曹大王”的赞称）派等，主要以杰出艺人称派。同时，还有因河道，也就是流行地区不同而被分为：川西派（以高腔、灯戏为主）、资阳河派（以高腔为主）、川北派（以唱弹戏为主）、川东派（以唱胡琴为主）四派，就是川剧界所谓的“四条河道”。

    川西派（又称“成都河”或“中河道”），活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子和绵阳地区与成都交界的部分县，原以唱高腔和灯戏为主，先后出现的著名演员中有蒋兰亭、康子林、萧楷成、周慕莲等。清末民初，外省的京戏和汉剧流传成都演唱，不少“玩友”下海专习胡琴腔，兼之一些文人（如黄吉安）参与创作和修改剧本，使川西派的胡琴腔也逐渐兴盛起来，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所谓“坝调”，有“川胡琴正宗”之称。所谓剧目多“列国戏”、“三国戏”，文辞典雅，唱腔圆润而华丽；在打击乐方面多加“花锣鼓”，打得较紧凑多采。

    资阳河派，包括资中、资阳、自贡、内江、泸州等地，擅长高腔，同时兼唱昆腔。在艺术上从音乐到表演都严格谨遵川剧的传统要求。尤其是帮腔，毫不马虎，不但“头子”要帮完，“犯腔”、“扫腔”也要帮够，帮腔时从不乱加“呵、呃”之类的虚字，而且音随字转。讲白干净利落，并十分考究音韵和谐。在打击乐方面，坚决反对使用“花锣鼓”（不按多余的锣鼓），讲求锣鼓的韵味，三眼一板很严格；对锣鼓的紧、松、快、慢和音响的轻重都很注重。

    川北河派的戏路范围包括以南充为中心的西充、三台、遂宁、阆中等地。由于川北与陕西连界，陕西的地方戏如秦腔、汉调二黄等常在这一带演出，对川班影响甚大，所以多以唱弹戏为主。所演剧目多“本头戏”（即大幕戏），如弹剧的春（《春秋配》）、梅（《梅降亵》）、花（《花田错》）、苦（《苦节传》）等。其剧本结构比较严谨，上场引子下场诗注意前后呼应。唱腔和讲白中多川北土音，如“刘”、“牛”不分，“黄”、“房”不分等。

    川东派的流行区域主要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一带。由于重庆是商业中心，各省商贾常云集于此，所以外来的地方戏甚多，因此形成川乐派的特点是戏路杂，声腔多样化。虽以胡琴腔为主，却是“川”夹“京”或“川”夹“汉”的腔调，与成都的“坝调”相比，显示出迥然不同的风格。

    上述“四条河道”的艺术特点，随着五种声腔的同台演出和各地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各流派之间，一直在互相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不断向前发展。

角色行当：

    川剧的流派多，行当也多，共三十一个行当，划分细致，大体分为五类：生、旦、净、末、丑。

    生行又分为文生、武生、大小生、娃娃生。

    旦行分闺门旦、奴旦、摇旦、花旦、丑旦、老旦、正旦、武旦、刀马旦、鬼狐旦、青衣旦、泼辣旦。

    净行分靠甲花脸、袍带花脸、草鞋花脸。

    末行分老末、中末、正生、老生、红生。

   丑行分袍带丑、官衣丑、襟襟丑、武丑、旦丑。

   川剧的角色行当，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的。早期，川剧班社团体大都在农村演出，称为“草台班”。当时的角色行当，一般分为生角、旦角、花脸（净）每行一人。生角扮演男性人物，不开脸，不饰粉彩。扮演老者时加戴口条（髯口）。旦角是包头，扮演各式女性，俗称“一把抓的包头”。花脸戴面具，或在脸上画花纹图案，同场角色最多只有三个，先后兼演各种人物。花脸包括“丑”，也兼演旦角。如《花鼓闹庙》中旦角扮演花鼓婆，二花脸扮演二娘娘。

    清中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川剧由农村逐渐进入城市，到城镇、会馆、寺庙、官衙、俱乐部演出。由于演出场所日趋固定，演出剧目不断增加，原来的“草台班”也逐渐发展成为较大的戏班。为适应城市观众与剧目的要求，角色行当随之丰富，由过去的丑、旦、花脸逐渐完善为生、旦、净、末、丑。

    由于生存与竞争，戏班中各种帮会应运而生。旧时，戏班中生、旦、净、末、丑，加上衣箱与乐队，习称七会半人

1、 文昌会，包括生角、老末角、文小生、武小生、帕帕生等。

2、 娘娘会，包括老旦、正旦、小旦、花旦、青衣旦、武旦等。

3、 财神会，包括大花脸、二花脸等。

4、 土地会，小花脸（丑）又称“三花脸”。

5、 集贤会，又称“吉祥会”。场面，有打鼓匠、堂鼓匠、大锣匠、大钹匠、吹哥（吹奏乐器）、下手等。

6、 如意会，管箱分大衣箱、二衣箱、四杂头、打杂市（杂箱）等。

7、 得胜会，龙套吼班。

8、 观音会，系指催角人，只算半会。

建国以后，川剧角色行当，仍继承传统旧制，分为生、旦、净、末、丑五行。

川剧表演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真实细腻，幽默风趣，生活气息浓郁，并形成了独特而完美的表演程式。为了更好地表现各式各样的性格，在传统表演艺术中，创造了不少精彩的特技，使舞台多彩、神秘且富于变换，如“托举”、“开慧眼”、“变脸”、“钻火圈”、“藏刀”等。这些特技绝非单纯为了卖弄技巧，而是紧密地与人物性格和剧情环境相结合，演古传今。